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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东西部扶贫协作经验交流会8月29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一年来,各有关地区和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团结进取,扎实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在项目资金支持、人才技术支撑、产业发展合作等方面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取得了积极成效,应予充分肯定。当前,推进脱贫攻坚正处于关键时期,帮扶双方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切实做好新形势下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总结经验,再接再厉,继续以深度贫困地区为重点,进一步创新完善协作模式,加强精准帮扶,切实提高脱贫工作实效,努力在培育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上取得更大进展,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持续不懈打好脱贫攻坚战,带动更多贫困群众实现稳定脱贫、走上致富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贡献。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李克强总理的重要批示要求,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紧紧围绕精准脱贫,发挥制度优势,坚持互利共赢,创新帮扶举措,不断提高东西部扶贫协作水平。

                                                                                                                                                                            汪洋充分肯定东西部扶贫协作取得的进展和成效。他强调,新时期东西部扶贫协作参与主体多、帮扶链条长、协作范围广、目标要求高,协作双方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协作力度,切实提高帮扶质量,把带动了多少贫困人口脱贫作为检验协作成效的重要标准。要坚持扶贫初心,紧紧围绕脱贫目标谋划安排扶贫协作,进一步增强帮扶工作对贫困群众脱贫的促进作用。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解决好“五个一批”的短板领域和薄弱环节,协作资源和力量进一步向贫困乡村基层倾斜。要立足东西部地区各自优势,进一步拓宽协作领域,增强协作深度,探索协作创新,实现东部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和西部加快脱贫步伐的“双赢”。要突出协作重点,资金、项目、人员等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更加注重产业带动、劳务对接和人才支持。要强化考核监督,脱贫攻坚期内每年对协作双方工作情况进行考核,树立求真务实导向,提高扶贫协作实效性。要健全社会扶贫动员机制,落实社会扶贫支持政策,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形成东西部扶贫协作强大合力。

                                                                                                                                                                            在“火人节”期间,黑岩沙漠将从一个平日的荒芜之地变成万人狂欢的“圣地”。

                                                                                                                                                                            这个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批burner,他们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沙漠,入夜之后,在沙漠上点燃精心造型的作品,在灵动的火焰中释放自己。而爱是“火人节”永恒的主题。

                                                                                                                                                                            据悉,“火人节”一共为期8天,每年8月底至9月初在美国内华达州黑石沙漠举行,每年都吸引数万人参加。

                                                                                                                                                                            英国人斯宾森·亨特身上爬满文身,说话不时爆出粗口,总是怒气冲冲。他的工作离不开撕扯打斗,可他坚信自己是个好人。

                                                                                                                                                                            约会网站和社交平台上的亨特是另外一副样子。他的头像是可爱的男孩或女孩,他的对话看起来天真懵懂。他用变声器和录音把手机另一端的男人逗得哈哈大笑。等到对方正式发来见面约会的邀请,他会变回原形,嘴里嘟嘟囔囔骂着:“又一个人渣上钩了!”

                                                                                                                                                                            相比于在中国最近得到的突然关注,恋童癖在欧美国家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早在2000年,英美两国协同执法,仅在美国就驱逐了上千名英国籍恋童癖。

                                                                                                                                                                            网络世界潜伏着成百上千个亨特一样的成年人,他们自称“恋童癖猎手”。这些人将自己伪装成孩童,等待着藏在阴暗处的恋童癖上钩。

                                                                                                                                                                            最后的“约会”永远尴尬。亨特手持摄像机的强光打破了恋童癖们浪漫的幻想。大部分人会矢口否认,直到亨特将打印出的聊天记录摔到他们脸上。有人会试图逃走,亨特与他们撕扯,甚至有一次被对方开车撞成骨折。无论如何,他都会嚷嚷着警告他们,要么去警局自首,要么等着自己肮脏的嘴脸在社交平台上被曝光。

                                                                                                                                                                            一位穿着羊毛大衣的中年男人生活体面,有美丽的妻子和14岁的可爱女儿,暗地里却驱车200多公里,只为和想象中同样14岁的“女孩”开房;一位警官得知即将约会的“女孩”只有13岁,却没有一丝犹豫。

                                                                                                                                                                            “社交网站上,八至九成的成年人得知我的‘年龄’后会选择离开。但剩下的人会继续希望约会,甚至兴致更高。”亨特说。

                                                                                                                                                                            在英国一个名叫“黑暗正义”的恋童癖猎人组织档案库里,搜集的恋童癖包括商人、教师、留学生、飞行员以及一名前儿童NGO的负责人。这些可能的犯罪者中,只有少数凶神恶煞,绝大多数并不起眼,甚至不乏文质彬彬的绅士和慈眉善目的老者。

                                                                                                                                                                            在英国纪录片《恋童癖猎人》里,亨特以他特有的急躁和喋喋不休在镜头面前发表长篇大论:“慈善机构募集了大量善款,然后拍了些不痛不痒的教育广告。警察局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时间管这些‘小事’。家长呢,都以为自己的孩子很安全,他们压根儿不清楚自己一扭过头,孩子们就可能登录成人网站,或者把自己的泳装照发给陌生人。网络让这个世界更危险了。”

                                                                                                                                                                            警局相关人士对恋童癖猎人的这番指责基本认同,可依旧极度反感他们。英国多位高级警员都曾公开指责这些猎手。在一些公开的案例中,警方已经锁定的恋童癖,却被猎手们的行动打草惊蛇。

                                                                                                                                                                            法庭上,也很难用这群猎手贡献的证据起诉。尽管亨特们反复强调,他们在社交网站上从不主动出击,只是等待恋童癖们主动上钩。可这种行为依然逃不开“钓鱼”的嫌疑。

                                                                                                                                                                            更加被反对者频繁强调的风险是,恋童癖猎手的行为无人管理,尺度很难得到规范,这在法治社会极度危险。他们借助粉丝众多的曝光平台将恋童癖公之于众。

                                                                                                                                                                            “黑暗正义”曝光的一名大学生,本来将成为职业橄榄球运动员,前途一片光明。可最终,他失去了成为运动员的机会,就连想去谋一份普通工作都会被人认出、受到嘲笑。有评论说他的生活被毁了,“黑暗正义”的回复相当冷酷:“嗯,他活该。”

                                                                                                                                                                            在俄罗斯,一位恋童癖被3个年轻的恋童癖猎人活活殴打致死;在加拿大,黑帮借着猎人名号殴打、戏耍恋童癖的事件已发生多起。几乎每一个被曝光的恋童癖,生活都会被彻底颠覆,羞辱伴随他们一生。一如亨特曾经曝光的一位30多岁的中产男子,警方最后并未找到详实证据予以立案,可他依旧丢了工作,没了女儿的监护权,最终自杀。

                                                                                                                                                                            在欧美,围绕着恋童癖猎人的争议并不比恋童癖少。亨特的隐私很快被挖出,人们发现他曾经吸毒、酗酒,因纵火焚烧学校入狱,年幼时家庭破裂,饱受抑郁症的困扰。一项有关恋童癖猎人的报告显示,他们中除了少部分有过幼年时被性侵的经历,大部分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失败者”。这份报告认为,恋童癖猎人的工作满足了他们的“荣誉感”,但也激起了他们的表演欲,可能促使他们走向极端。

                                                                                                                                                                            今年4月,英国伯明翰地区法庭认定恋童癖猎人采用虚假身份获得证据的行为合法,并在针对恋童癖的判决中采信了他们提供的证据。这让猎人们深受鼓舞。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跟我的过去毫无瓜葛。”亨特用他那只文身花臂指着镜头说,“网络让世界越来越危险,野兽潜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我只想保护孩子。”

                                                                                                                                                                            这个曾经的愣头青逐渐学会了妥协。猎人的工作几乎没有收入,他早已破产,蜗居在现任女友儿子的卧室里。他最自豪的事,是将100多个恋童癖送进了警察局。明知警察并不待见自己,面对纪录片导演的镜头,他还是低下头说:“希望(自己的)出镜能为警局多争取一点资金。”(程盟超)

                                                                                                                                                                            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民间索赔依然困难重重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又称中日建交公报,两国正式建交。如今,抗战胜利已逾70周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也将届45周年。但是,日本政府刻意美化战争、企图掩盖侵略罪行的行为变本加厉,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要求加害方谢罪和道歉的诉求依然面临重重困难。

                                                                                                                                                                            从浙江教育学院退休的高雄飞副教授是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的受害者。前不久,他联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军事法研究中心主任管建强,讨教有关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对日民间索赔诉讼的问题。

                                                                                                                                                                            1943年11月4日,在福建永安遭受的一次日军“无差别轰炸”中,高雄飞和其母亲的右臂,都被日军飞机空袭的炸弹弹片削去。那年,高雄飞才4岁。此后,高雄飞依靠一只左手完成了自己的学业。196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之后,成为一名大学教师。1976年起,高雄飞开始收集受害相关证据,于1995年8月7日向日本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赔礼道歉并赔偿2000万日元(约合120万元人民币)的损失。上世纪末,高雄飞以浙江教育学院副教授的身份退休,如今仍在为对日索赔顽强地奔走。

                                                                                                                                                                            管建强在给高雄飞的回复中说:“你打算在中国最高法院起诉侵华日军无差别屠杀暴行,追究日本政府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对此,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由此可见,这些问题都不是特别复杂的障碍。”

                                                                                                                                                                            然而,根据外国国家的司法豁免权原则,主权国家享有诉讼豁免。即,未经外国国家的同意,一国法院不能受理以该外国为被告或以该外国国家财产为标的的案件。司法豁免的法理依据来自主权平等,而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且国家司法豁免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对所有国家都有拘束力。

                                                                                                                                                                            管建强指出,但任何违法行为只要造成损害就负有赔偿义务。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受害人拥有获得赔偿的权利。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侵华战争的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纷纷赴日提起跨国诉讼。然而,至2007年4月27日,这些诉讼均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理由是“中国政府放弃了个人的赔偿请求权”。可见,《中日联合声明》是否放弃了民间个人的请求权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对“731部队、南京大屠杀、无差别大轰炸事件”案件集体起诉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东京高等法院于2005年4月20日作出二审判决;日本最高法院于2007年5月10日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

                                                                                                                                                                            日本法院驳回诉讼请求的理由五花八门,但是,判决书重点指出:“1972年9月29日,《日中联合声明》第5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这一判决特意暗示了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基础。判决书同时强调:“原告方面认为个人对日本国请求赔偿的权利并没有被放弃,对于这个(解释)问题,完全是国家间的外交来决定的。”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又对5起中国民间个人的损害赔偿诉求案件(“慰安妇”一次诉讼、“慰安妇”二次诉讼、刘连仁被强掳劳工案、广岛西松建设强掳劳工案、福冈三井矿山强掳劳工案)分别作出了驳回请求权的判决(以下简称4.27判决)。判决指出:“个人请求权的问题早在1951年‘旧金山和约’中已得到解决,根据这一‘和约’,包含个人请求权在内的所有战争中行为导致的请求权相互放弃为前提是日本与各国之间制定的战争赔偿的处理框架。《中日联合声明》也是依据与‘旧金山和约’同样的框架缔结的。其结论是个人的赔偿请求权业已被(中国政府)放弃。”这一判决影响巨大。日本最高法院企图以此从根本上封杀所有民间对日索赔诉讼获胜的可能性。

                                                                                                                                                                            《中日联合声明》是否如日方所言业已放弃个人请求权了呢?管建强认为,首先,中国外交部对于4·27判决指出:“该判决(关于中日联合声明的解释)是非法的、无效的。”其次,撇开政治因素变化的影响和介入,从历史事实和法理角度来看《中日联合声明》,个人的请求权真的如日方所言已被中国政府放弃了吗?管建强表示,迄今为止,日本各级法庭所认定的《中日联合声明》业已放弃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个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理依据均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的国际法学者浅田正彦教授。

                                                                                                                                                                            早在2002年,在日本遗弃毒气弹受害者诉讼案的审理过程中,被告已经将浅田正彦教授的观点融合在“最新日本政府反论”之中,约3万余字。被告日本政府从这一年开始在几乎所有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件的庭审中都采用了“最新日本政府反论”。

                                                                                                                                                                            虽然国内有社会活动家早就主张两分论将“战争赔偿”与“民间赔偿”区分开来,提出“中国民间受害者有向日本政府和企业进行索赔的权利”。而日本政府从未否认这种区分方法,只是以《中日联合声明》已经放弃个人请求权为由予以抗辩。

                                                                                                                                                                            特别是“最新日本政府反论”抛出了缔结“日华和约”的蒋介石承认了“旧金山和约”同盟国国民请求权的放弃,而新中国有继承“日华和约”的义务,故而《中日联合声明》中第5项的放弃就是在“旧金山和约”战后处理的框架下放弃了中国国民的请求权。对于这一源自浅田正彦的理论和逻辑,中国学者似无公开发表有针对性的深入研究。

                                                                                                                                                                            2004年2月1日,“7·31”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团团长以及辩护团事务局局长委托管建强就《中日联合声明》是否处分个人请求权的相关问题撰写“鉴定书”,递交给二审的东京高等法院。是年12月7日,管建强在该法庭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陈述和答辩。

                                                                                                                                                                            这场法庭的陈述和答辩实际上是管建强的学术成果与浅田正彦的理论、逻辑之间的碰撞和较量。须交待的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审理“7·31”细菌战受害者诉讼案的判决书中驳回了原告的请求权,诸多理由中包括了《中日联合声明》已经放弃了中国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尽管如此,在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中,法院故意回避了对《中日联合声明》是否放弃个人请求权的认定,也没有确认和支持一审法庭认定的“《中日联合声明》放弃论”。2007年5月9日,日本最高法院对该诉讼案件作出上告不受理的裁定,也没有涉及《中日联合声明》是否放弃个人请求权问题。

                                                                                                                                                                            这一事实说明了围绕“最新日本政府反论”问题的中日学者较量,使东京高等法院法官不仅无力继续支持一审法庭的观点,也无力维护浅田正彦的理论和逻辑。结论是,从历史事实和法理角度来看《中日联合声明》,个人的请求权确实没有被中国政府所放弃。

                                                                                                                                                                            这一学术观点可以说已经影响到东京高等法院的法官,使其没有肆意支持一审法院认定的中日联合声明放弃论。管建强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政府若公开直接明确阐明上述法理立场,其意义至关重大。尽管如此,由于本人的主张仅仅是学术观点,不属于官方的解释,因此不可能对所有的同类案件有影响力。”

                                                                                                                                                                            日本最高法院在2007年5月10日,以不符合程序要求为由驳回了高雄飞等人的上诉。管建强认为,该案已经走完三审终审的司法程序,可视为用尽加害国国内救济程序。但以国际法的视角,高雄飞等人可向中国政府申请通过外交途径行使外交保护。他认为,高雄飞等中国原告仍有权要求政府解释《中日联合声明》是否如日本法院判决那样: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的诉权已被中国政府放弃?必要时应向中央有关职能部门反映或与原告所在辖区推选的全国人大代表进行必要的沟通,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积极说服主管职能部门行使外交保护。

                                                                                                                                                                            管建强指出,从历史事实和法理而言,中国政府当然有依据证明中国民间个人的请求权并没有放弃。他介绍说,比较而言,韩国在救济受害者的问题上,其采取的措施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韩国政府将1965年的《日韩请求权协定》中“两国间的财产和请求权问题已完全解决”的条款解释成“‘慰安妇’等问题并不在此范围内”,并主动出击,要求与日本政府磋商“慰安妇”问题的解决;第二,接受被日本奴役的劳工在韩国境内起诉,具体对象仅限于日本加害企业,而不包括日本政府,这样的处置回避了国家主权豁免的障碍。

                                                                                                                                                                            韩国的外交和司法实践,为亚洲其他受害国家树立了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参照。韩国法院在管辖民间对日加害企业的索赔案件方面,早已令日本政府习以为常。

                                                                                                                                                                            管建强指出:“在处理民间个人请求权的问题上,依循法律的规范来处理是明智的。如果法律的问题非得要用政治的方式来处理,往往会留下某种病灶。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在1978年10月,14名日本甲级战犯的牌位列入靖国神社合祭,其后,日本多位首相无视《中日联合声明》确立的精神,公然参拜靖国神社,他们分别是大平正芳(参拜3次)、铃木善幸(参拜9次),中曾根康弘(参拜10次,198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40周年之际,以首相公职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此后的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都积极参拜过靖国神社。”

                                                                                                                                                                            显然,中国的善意并没有换来日本政客对历史的真正反省,日本政府要员屡屡参拜靖国神社、否认“南京大屠杀”,使得中日两国政治关系在恢复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之后又面临新的考验。

                                                                                                                                                                            (张蕾)

                                                                                                                                                                            《中国青年报》曾报道的“星星的孩子”画作8月29日刷爆朋友圈。10名心智障碍人士的画作被网友称做“最美刷屏”。

                                                                                                                                                                            这是由上海艺途公益基金会(WABC)在腾讯公益平台上发起的公益活动,用户在网上为一幅画作付费,就相当于向腾讯公益平台上的“用艺术点亮生命”公益项目进行捐赠。这些善款也将由具有公募资质的深圳市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负责接受,项目后续的善款使用情况也将在腾讯公益平台进行定期公示。

                                                                                                                                                                            作为这次活动的策划成员之一,WABC品牌传播负责人吕涛对这次公益活动的火爆感到很意外,“整个机构上下都感到措手不及”。短短几个小时,该项目的筹款金额已经突破1000万元,参与人数不断增加,半小时增加了100万人。

                                                                                                                                                                            吕涛说,这次活动是WABC和腾讯公益合力策划的,1个月以前就开始准备,“双方一同碰撞出创意和灵感”。吕涛介绍,腾讯公益为这次活动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大量的创意,“H5技术都是他们提供的”,而WABC主要提供作品的内容以及部分创意,“最后将图片存为屏保就是我们的创意,也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想做的事情”。

                                                                                                                                                                            据了解,网上售卖的36幅画是从10个城市小朋友的作品中筛选出来的,小龙、捷麟、小燕子……这些孩子的名字就这样被爱心网友记住了。

                                                                                                                                                                            小龙是WABC的形象大使,咧着嘴大笑是他的招牌动作。小龙是脑瘫学员,刚来WABC时,他胆小、拘谨、画笔也拿不稳,而现在的小龙已经成为优秀的小“画家”,作画很有自己的风格,2014年他还登上《中国梦想秀》的舞台向观众讲述了他和WABC的故事,并成功实现让WABC学员在黄浦江边画下大黄鸭的梦想。

                                                                                                                                                                            小燕子是WABC在上海的一名签约学员,她每天总会产生很多灵感,她用铅笔记录下她脑海中的灵感,多个眼睛的物体,女人的嘴唇,邪魅的眼角都呈现在她的画作里。

                                                                                                                                                                            捷麟被称作“原生画家”,仅通过老师简单的指导,他就能源源不断地进行创作。捷麟的创作和他的情绪密切相关,情绪好时15分钟就能完成一幅作品。

                                                                                                                                                                            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据了解,目前我国心智障碍人群预估有3000多万人,其中自闭症就有1000万以上。这些“星星的孩子”,在为心智障碍人群提供免费艺术潜能开发课程的公益机构——WABC里找到了自身价值,并发挥出异于常人的天赋。创始人苗世明创立机构的初衷就是“要发现更多散落在中国民间的梵高”。

                                                                                                                                                                            WABC每年都举办类似的活动,筹集到的善款用作下一阶段的课程开发。WABC也多次与腾讯公益合作售卖印有孩子作品的抱枕、袜子、水杯等物品。

                                                                                                                                                                            “这次活动的受欢迎程度确实没有预料到,我们最开始做这个项目就是觉得很好玩,内容很棒。”吕涛认为,大家喜欢这些作品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次活动很有趣味,易于传播;另一方面是孩子们的作品真的很美,很打动人心。

                                                                                                                                                                            ( 张敏 陈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