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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斯宪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重点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部分主要观点和重要论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重要讲话,对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提出了明确要求,指明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姜斯宪结合学校实际情况,重点诠释了“教育强则国家强”“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对当代高校学生充分信任、寄予厚望”“马克思主义是高校的鲜亮底色”“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高校办学育人全过程”“高校的校风和学风,犹如阳光和空气决定万物生长一样”“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为学生点亮理想的灯、照亮前行的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解疑释惑的过程”“文化滋养心灵,文化涵育德行,文化引领风尚”“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教师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不可或缺、值得信赖”等重要论述,强调这些重要观点和论述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要求大家要结合这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对高校思政工作会议精神的学习领会,学深悟透、学思践悟。

                                                                                                                                                                          姜斯宪要求大家要深刻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取得巨大提升,师资队伍水平和结构深刻变化,学生的国际化程度空前提高。他要求大家在坚守底线保持定力的同时,要与时俱进、要主动求变,在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范畴、载体乃至观念上都要不断创新,切实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姜斯宪殷切寄语,勉励大家在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事业中实现人生价值。他表示,希望大家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好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本分;在教书育人过程中,注重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升能力素质,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的好老师。

                                                                                                                                                                          姜斯宪最后指出,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千年未有的大变革中。今日的交大,也正处在加速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之中。他要求大家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立德树人谋发展,扎根中国创一流,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对新进教职工进行入职培训是上海交通大学多年来的传统。今年有290余名新进职工参加了入职培训。培训由人力资源处处长梁齐主持。

                                                                                                                                                                          经查,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分公司存在以下违法行为:

                                                                                                                                                                          1.2016年,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分公司在业务及管理费项下列支公杂费、电子设备运转费及业务招待费22.81万元,其实际用途与财务凭证所记载的经济事项不符。

                                                                                                                                                                          2.2017年,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分公司存在114笔承保及退保业务代替客户签名的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分公司财务凭证所记载的经济事项与实际用途不符的行为违反了《保险法》(2015年修正)(以下同)第八十六条之规定,依据《保险法》第一百七十条,中国保监会吉林监管局决定对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分公司罚款15万元。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分公司在承保及退保业务中代替客户签名的行为违反了《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依据《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第三十四条,中国保监会吉林监管局决定对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分公司警告并罚款1万元。

                                                                                                                                                                          证券时报记者从多方核实,会议确实将在本月中旬召开,这也是第五次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此前历次会议均涉及金融体系的重大改革。

                                                                                                                                                                          业内普遍认为,本次会议在金融风险积聚的背景下召开,将重点防范金融风险、改革金融监管体制。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级别较高,按惯例,除国务院、“一行三会”的高层会参加外,通常各省省委书记或省长也会参加,一般为期两天。

                                                                                                                                                                          梳理历次会议可以发现,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讨论的内容一般是对下一个五年的重大金融改革问题进行定调,是为保证宏观金融政策的稳定性和金融改革的持续性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可以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风向标”。

                                                                                                                                                                          这一次,讨论已久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成为重头戏。实际上,近几年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讨论此起彼伏,业内争论过多种改革版本,甚至不乏统筹合并“一行三会”、建立“超级央行”等传闻。

                                                                                                                                                                          不过,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经过多方艰难博弈下,保留“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功能,同时赋予现有的监管部门协调机制更多实质性权力,将暂时成为复杂环境下的可行选择。

                                                                                                                                                                          从历次会议主题看,均对资本市场乃至金融全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次(1997年11月):

                                                                                                                                                                          1、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处理从四大国有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

                                                                                                                                                                          2、银行改革:中央财政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四大国有银行资本金;将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取消贷款规模控制,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等重要改革措施。

                                                                                                                                                                          3、金融监管: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成立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负责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央行专司对银行业、信托业的监管;另外对央行自身机构进行改革,原有的省份行被撤销,改成9个大区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得以加强。

                                                                                                                                                                          第二次(2002年2月):

                                                                                                                                                                          1、加强金融监管与国有银行改革的思路进一步得到深化,最终组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并主导中国银行业的重组上市。

                                                                                                                                                                          2、银行改革:快速推进新一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在股份制改革与海外上市项目的实施得到一系列关键政策支持。

                                                                                                                                                                          3、金融监管:撤消中央金融工委,成立银监会,并成立国有银行改革领导小组,酝酿、统筹、部署国有银行改革方案,会议还做出了改革农信社的决定,为此后农信社改革的全面铺开确立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指导方针。

                                                                                                                                                                          第三次(2007年1月):

                                                                                                                                                                          1、加深已股改银行的改革,农业银行挂牌上市,至此国有四大行全部完成股份制改革。

                                                                                                                                                                          2、国开行全面推行商业化。汇金公司注资国开行,国开行推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商业化运作,主要从事中长期业务,不得从事零售业务。

                                                                                                                                                                          3、设立中国版“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以承担外汇储备的投资管理工作。

                                                                                                                                                                          4、大力发展公司债券,实施《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5、创业板正式开启。

                                                                                                                                                                          第四次(2012年1月):

                                                                                                                                                                          1、稳步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利率市场化改革,扩大金融对外开放。

                                                                                                                                                                          2、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避免财政金融风险相互传递。

                                                                                                                                                                          3、加大对薄弱领域的金融支持,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4、加强金融基础建设,改善金融发展环境。

                                                                                                                                                                          5、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等。

                                                                                                                                                                          沧海桑田:最近5年经济环境剧变

                                                                                                                                                                          从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2012)至今,我国的金融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最近5年来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尽管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但这一问题在最近五年并没有得到较好的遏制,资金脱实向虚、监管套利等问题依然严重,在此背景下,防范金融风险、推进金融监管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

                                                                                                                                                                          海通证券分析师姜超称,最近五年我国的经济、金融环境主要发生了以下几点变化:

                                                                                                                                                                          首先是宏观经济增速连续下降,在经历2008-2009年的强刺激以后,我国经济实现了短期反弹,但从2010年以后,宏观经济增速就开始持续下滑。2012年至今,我国的GDP同比增速从8%以上下降到不足7%,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以上下降到10%以下。所以过去的五年可以说是我国宏观经济增速的换挡期,由以前的“高增长”转向了“新常态”。

                                                                                                                                                                          其次,在宏观经济增速换挡的大背景下,各个领域也在发生剧变:

                                                                                                                                                                          1、工业部门不得不调整适应经济增速的换挡,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问题突出;

                                                                                                                                                                          2、宽松货币发力,财政更加积极,2012年至今央行总共7次降准、8次降息。与此同时,广义财政也在发力,预算内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从2%扩大至4%;

                                                                                                                                                                          3、资产泡沫膨胀,在货币宽松、而实体经济疲弱的背景下,增加的货币供给大量流入资产领域。最早是金融资产,2014、2015年股债双牛,但随后股市异常波动,泡沫迅速破灭。而房地产市场接力,成为投资的新热点,一线城市房价同比增速最高突破30%,二、三线城市房价均有不错的表现。从去年10月政府出台调控政策后,房地产销售逐渐降温。

                                                                                                                                                                          4、与货币宽松相伴随的是金融监管整体趋松,金融机构疯狂扩张。2012年时我国银行业资产总规模只有113.6万亿,到2016年底却达到230万亿,翻了一倍还多。尽管银行业近三年年化资产增速仅15%,但基金子公司专户、基金专户、券商资管规模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承接了与银行业相关的业务,反映的还是银行业的高增长。

                                                                                                                                                                          上述领域发生剧变的背后,是金融风险的积聚。姜超称,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整个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在上升。整个系统变得非常脆弱:在房地产市场稳定时,一切看起来相安无事;而一旦房价风险暴露,金融体系也要遭殃。

                                                                                                                                                                          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核心在赋权

                                                                                                                                                                          在此复杂背景下,业内普遍认为,即将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重点议题将是金融监管改革和防范金融风险。

                                                                                                                                                                          然而,自本世纪初确立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模式已然形成了固化的格局,要打破现有格局必将是个难啃的骨头,其中,因监管机构调整带来的职责权力、人事层面的变动,是最大的改革阻力。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最小程度上进行人事调整,同时兼顾监管体制改革的优化,则充分考验着决策层的智慧。另一位来自监管部门的官员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目前来看,最有可能的模式就是在“一行三会”之上设立金融协调委员会,协调委办公室设在央行,党中央、国务院会授权给协调委办公室。

                                                                                                                                                                          实际上,早在2013年“一行三会”就建立了协调机制——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央行牵头,成员单位包括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必要时可邀请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参加。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主要为了加强协调监管、促进信息沟通。

                                                                                                                                                                          然而,该制度在后来被市场诟病为“流于形式”,核心原因就是没有赋予牵头部门实权,部际联席会议只是监管部门之间用于信息沟通的横向会议,并没有行政约束力。

                                                                                                                                                                          因此,在央行设立金融协调委办公室的做法能否真正起到协调监管的作用,也备受外界质疑。中国投资公司原副总经理谢平认为,在“一行三会”基础上成立金融协调委员会的核心是明确责任追究机制,起草金融稳定委员会联合监管原则等,切实推动解决当前“一行三会”之间金融规则打架、对金融机构和产品监管标准不统一、金融监管存在真空等问题,督促明确监管责任、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处罚、对“一行三会”有责任追究权等,切实提升金融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上述监管部门官员也表示,下一步金融监管改革的总思路还是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实现监管全覆盖,升级现有的金融监管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不论升级后的协调机制叫什么名字,关键还是看高层能否授予权力和明确职责,而不再是简单的部门协调。

                                                                                                                                                                          还可能有哪些议题

                                                                                                                                                                          除了讨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外,本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可能还会重申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要求改善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

                                                                                                                                                                          至于具体会有何动作,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考虑到经济杠杆率高企且仍在攀升,近几年影子信贷大幅扩张,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即将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可能会讨论如下议题:

                                                                                                                                                                          1、建立一套针对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统一的监管政策,从而减少监管套利和相关风险;

                                                                                                                                                                          2、银行体系加速处置坏账,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

                                                                                                                                                                          3、建立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和监管,并改善对消费者和中小投资者的保护;

                                                                                                                                                                          4、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包括出台IPO新规;

                                                                                                                                                                          汪涛还表示,虽然金融工作会议可能会重申开放资本账户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目标,但预计这不会是未来几年的工作重心。此外,虽然会议可能会出台开放目前受管制的证券投资、一带一路等方面相关政策,但全面开放资本账户是个长期目标,开放步伐将会循序渐进。

                                                                                                                                                                          “过去2-3年的市场发展显然说明,现在政策需要重新聚焦国内金融部门的问题,其中的核心就是去杠杆和改善金融监管。”汪涛称。

                                                                                                                                                                          (来源:证券时报网 记者:孙璐璐)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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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建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建立监管协调机制是大方向

                                                                                                                                                                          2017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新疆营员营前培训暨发营仪式现场。

                                                                                                                                                                          天山网讯(记者刘杰摄影报道)“这次活动,是我人生中一次新的尝试和体验,我将珍惜机会,在活动中锻炼自己,并通过活动展现中学生的良好风采。”7月13日,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学生赵文君说。

                                                                                                                                                                          当日,2017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新疆营员营前培训暨发营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疆各地的170名优秀青少年将于7月14日起,前往北京、上海、广州、湖北、浙江等地,进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参加为期7天的暑期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提升新疆广大青少年的科学素质,引导青少年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更多的新疆青少年、特别是偏远地区的青少年有机会走出新疆,到内地高校感受科技文化生活的差距,接受现代文化教育,培养更多的科技后备人才。

                                                                                                                                                                          据了解,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是由中国科协、教育部共同主办的青少年暑期重点科普活动。今年,全国共选拔1万余名品学兼优、热爱科学、有科技特长的高中学生,参加由五十余所全国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重点企业、有关学会联合承办的常规营、专题营、西部营等活动。

                                                                                                                                                                          根据近期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国家统计局将牵头负责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工作。

                                                                                                                                                                          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中国国家总资产691.3万亿元,总负债339.1万亿元,相应净资产352.2万亿元。家底如此“丰厚”,如何用得好便是重中之重。

                                                                                                                                                                          为此,证券时报记者专访了该账本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副主任、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领头人张晓晶。

                                                                                                                                                                          △张晓晶

                                                                                                                                                                          据了解,中国建立国家“账本”起步较晚,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已有很长的历史。上世纪60年代开始,英美等国就开始着手进行国家资产与负债的统计。目前,美、英、德、日等国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工作已成体系,并且会定期发布。按照计划,今年我国将完成2015年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2019年完成2017年地方资产负债表的编制。

                                                                                                                                                                          张晓晶早在10年前就开始关注国家资产负债表,在他看来,近几十年全球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最后都演变为主权债务危机,而要预防或应对主权债务危机,前提就是要靠国家资产负债表。

                                                                                                                                                                          基于此,张晓晶团队给自身研究的定位,就是“摸清家底”,构筑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数据基础设施。

                                                                                                                                                                          这并非一句空话,在接受证券时报的独家专访时,张晓晶反复强调,建立国家资产负债表不是目的,通过建立资产负债表处理问题才是关键,日常的国家治理需要有一本账,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国家财富的规模和结构,为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提供数据支撑;也利于加强对政府、企业、居民等部门的债务风险分析,并及时制定预防或应对危机之策。

                                                                                                                                                                          “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对个人来说,没有太多直接影响,但对国家来说,这是‘帝王之术’,意义重大。”张晓晶称。

                                                                                                                                                                          “家底”厚实下的杠杆之困

                                                                                                                                                                          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2007~2013年,国家总资产年均增长67.8万亿元;同期,国家总负债年均增长36.7万亿元。

                                                                                                                                                                          更能反映国家“家底”的,是国家净资产,也就是国家总资产减掉国家总负债。经过三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家底”日渐厚实。2013年中国国家总资产691.3万亿元,总负债339.1万亿元,相应净资产352.2万亿元。

                                                                                                                                                                          然而,我国“家底”充实的同时,快速攀升的负债问题也随之而来。

                                                                                                                                                                          证券时报:超过三百多万亿的国家净资产是个什么概念?

                                                                                                                                                                          张晓晶:国家总资产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分部门看,首要值得关注的就是国家主权资产和负债的情况,这是衡量一个国家应对危机能力的重要依据。根据我们的测算,无论是依据宽口径还是依据窄口径判断,中国的主权资产净额均为正值,这表明,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主权资产来覆盖其主权负债。因此,在较长的时期内,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应为小概率事件。

                                                                                                                                                                          我们曾经还做过一个实验,假设最坏的情况下,一次金融危机导致GDP损失了30%,我国主权净资产可以应对1.5次金融危机。

                                                                                                                                                                          证券时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几十年间,国家资产快速扩大的同时,伴随而来的也是债务的不断攀升。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看,我国的总体杠杆率和各个部门的杠杆率存在哪些问题?

                                                                                                                                                                          张晓晶:过去的20年,中国的杠杆率总体都是上升的。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杠杆率攀升尤为迅速。不过,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经济快速加杠杆的态势在2016年得到了初步扼止。可以说,实体部门去杠杆略有成就,但未来看,仍然任重道远。

                                                                                                                                                                          分部门看,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杠杆情况或多或少均存在一些问题。风险最大的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其次是地方政府,居民部门也有风险,主要在于杠杆率不能升得太快。

                                                                                                                                                                          具体来说,首先,居民部门方面,目前我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在45%左右,并不算太高,但近两年居民部门加杠杆迅速,仅2016年杠杆率就上升了近5个百分点,债务比上年增加了6万多亿。

                                                                                                                                                                          居民部门如此迅速加杠杆,面临较大风险。特别是,尽管以居民部门债务与GDP相比,中国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但考虑到,中国居民部门净财富仅占全社会净财富的40%-50%,远低于发达经济体70%-90%的水平,因此,从居民债务占居民净财富的比重来看,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就非常高了。这是我们在讨论居民加杠杆空间时值得格外重视的方面。

                                                                                                                                                                          其次,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无论是绝对量(即债务总规模)还是相对比率都是全球最高,也因此,非金融企业去杠杆也成为重中之重。

                                                                                                                                                                          不仅如此,企业部门内部的杠杆率还存在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国企杠杆率高,民企在去杠杆,这实则反映的是杠杆率错配的问题。杠杆错配的问题实际上意味着整个国家资源错配的问题,资源错配就意味着低效。完全依靠民营企业去杠杆并不能解决整个非金融企业部门的高杠杆率问题。

                                                                                                                                                                          此外,政府部门杠杆率最大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杠杆率高的问题,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央和地方权责利划分的问题。地方政府之所以要“变着戏法”借钱,是因为地方政府所担的职责太多,但正规的融资渠道又受限。

                                                                                                                                                                          证券时报:既然政府部门中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较大,那应该如何化解?

                                                                                                                                                                          张晓晶:要防范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因为在中国,即便地方政府出现技术破产,但中央仍对地方存在隐形担保,这就容易让地方政府产生道德风险,想法设法借钱举债。

                                                                                                                                                                          目前财政部连续发文强化地方政府财政硬约束,将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很多路子都堵死了,实则是为了防范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然而,这些违规举债的路子不可能全部被堵死,地方政府被迫脱掉了一个“马甲”后,一定会穿上新“马甲”。

                                                                                                                                                                          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对地方政府实行财政硬约束,就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中央要让渡一部分财政来源、税收来源给地方;与此同时,中央要承担一部分地方的“担子”。

                                                                                                                                                                          证券时报:您认为未来各个部门的杠杆率会有何变化趋势?

                                                                                                                                                                          张晓晶:尽管从更长时段看,特别是以发达经济体作参照,我国未来的总体杠杆率还会继续攀升。但在近期,在政府强力去杠杆的大背景下,总体杠杆率趋于稳定或略有下降是完全可能的(比如去年)。未来各部门杠杆率会此消彼长,分部门看,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都会上升,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会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中,“去杠杆”主要是去企业部门的杠杆,而不是总杠杆,因为维持杠杆率就是维持总需求,如果各部门都在降杠杆,经济增长就要出现下滑和倒退。

                                                                                                                                                                          证券时报:您如何看待今年以来监管部门推行的金融去杠杆政策?其目的是为了什么?

                                                                                                                                                                          张晓晶:目前正在推动金融领域去杠杆也是为了帮助企业部门去杠杆,因为去杠杆不能仅从供给端着手,也要兼顾需求端。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信贷规模、货币供应量仍保持较高增长而不受控制,企业部门是无法去杠杆的。

                                                                                                                                                                          在中国,杠杆基本上就是指广义信贷规模,因此金融部门去杠杆、企业部门去杠杆,归根到底还是要控制广义信贷(包括影子银行)的规模。虽然说企业部门去杠杆根子还是在实体经济部门去杠杆,但如果没有金融部门去杠杆的配合,也是难以实现的。

                                                                                                                                                                          此外,金融去杠杆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缩减金融机构之间的内部交易,如同业存单、同业理财加委外或通道的套利模式等。即减少资金空转和所谓金融自我服务。一方面降低由此带来的高杠杆风险,另一方面促进资金脱虚向实。

                                                                                                                                                                          证券时报:市场当前有一个普遍的感受,就是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高层对防风险的重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您认为防风险与杠杆率之间有何关系?既然未来杠杆率还会攀升,为何当下还要强调去杠杆、防风险?

                                                                                                                                                                          张晓晶:从一个正常的经济发展规律看,我国未来的总杠杆率还会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不需要控制杠杆增速,这是完全不同的角度,前者是基于长期的展望,后者则是对短期环境的分析。

                                                                                                                                                                          短期控制杠杆增速主要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经济危机。

                                                                                                                                                                          根据我们的估算,从2012年开始,随着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滑和杠杆率的攀升,新增GDP已低于每年所需支付的利息总额,且这一差异正在进一步扩大。2015年,实体部门利息支出已达到当年增量GDP的两倍,尽管这一趋势在2016年有所缓解,但利息负担还达到增量GDP的1.4倍。

                                                                                                                                                                          换句话说,每年增量GDP用于支付利息还不够,这并不利于债务的可持续性,很容易引发流动性风险。

                                                                                                                                                                          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债务问题都是是流动性问题,而不是偿付能力的问题。全球爆发的多次经济危机实质都是流动性危机,比如美国的净资产很多,但照样会出次贷危机。

                                                                                                                                                                          根据国外的研究和历史经验看,一个经济体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往往会爆发一次金融危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尚未真正经历过金融危机的洗礼,所以当前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压力很大。

                                                                                                                                                                          正确认知杠杆:转移杠杆意味着当“接盘侠”?

                                                                                                                                                                          按照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有个支点就可撬动地球。在经济金融活动中,杠杆同样可以发挥以小搏大的作用,这并不含有褒贬之意,因为杠杆是一种金融工具,工具本身无谓好坏,重要的是看如何使用。

                                                                                                                                                                          中国的杠杆率问题主要体现在结构性失衡,实现部门间的杠杆腾挪是国家大的战略方针,也是国际常用的方法,但在杠杆转移的过程中,应注意遵循市场原则,防止不当干预。

                                                                                                                                                                          证券时报:从近几年高层的表态看,解决我国杠杆率的结构性问题的一大战略,就是实现杠杆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如通过增加政府和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来降低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但杠杆在部门之间的转移是否是一种推迟债务风险爆发、甚至是转嫁风险的缓兵之计?

                                                                                                                                                                          张晓晶:不同部门配置杠杆跟配置资源是一样的,配置杠杆主要应依据两个考量因素,一个是效率,另一个则是风险。也就是说,哪个部门效率高、风险低,就可配置更多的杠杆资源。比如说,国有企业效率低,如果再配置更多的杠杆只会加重债务负担,如果把国有企业的杠杆转移到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能够借助杠杆的撬动更大的发展规模,并有能力消化杠杆,民营企业是乐见其成的,并不能说是杠杆的“接盘侠”。

                                                                                                                                                                          因此,就经济学、金融学而言,能够合理利用杠杆来获得发展,本身是一个经济体金融发展程度、信用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志,实际上是一件好事。杠杆率的好坏,反映了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程度,体现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好的杠杆率上升意味着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给了效率高的企业,实际上是与整个经济体的竞争力提高、生产率改善直接相关的。相反,坏的杠杆率上升意味着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给了效率低或无效率的企业,是与泡沫扩大、金融风险上升相伴随。

                                                                                                                                                                          证券时报:既然转移杠杆并不是充当“接盘侠”,那应该如何正确理解未来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杠杆率的上升

                                                                                                                                                                          张晓晶:从全局看,杠杆在不同部门之间转移的策略是没有问题的。对居民部门来说,老百姓都想获得财产性收入,可所有金融投资都是有一定门槛的,但不少老百姓达不到这个门槛,这时如果有机构能够借钱帮老百姓达到这个门槛,这本身并不是坏事。所以说,杠杆是老百姓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通行证”。

                                                                                                                                                                          不过,所有问题都要辩证地看,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主要是因为诸如流浪汉、无业游民等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人也可以零首付借钱买房,这就是错误地运用了杠杆。但如果一个人离获得金融资产的门槛并不太远,这时银行借一部分钱让你达到这个门槛,这本身并不没有什么坏处。

                                                                                                                                                                          对政府部门来说,由于政府要提供社保、教育、医疗、国防等公共服务,政府本身就应该承担更多的债务。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是有信用的,可以不断借助自身信用来发债募资,这就赋予了政府更多腾挪债务的余地。再者,将私人部门的债务转移到政府部门,也是稳定市场的一种办法,美国次贷危机时,政府出手救助金融机构就是为了稳定市场,政府本身是有吸纳风险波动的作用。

                                                                                                                                                                          因此,部门之间转移杠杆不是粉饰债务的魔术,而是减少经济风险的国际通行的办法。不过,杠杆腾挪过程中都是要靠市场来完成,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如果操之过急、不当干预,甚至“诱导”,有可能适得其反。

                                                                                                                                                                          (来源:证券时报网 记者:孙璐璐)

                                                                                                                                                                          获得冠军的杨钧。(图片由自治区体育局提供)

                                                                                                                                                                          天山网讯(记者张新军 实习生马樱报道)7月13日,新疆代表团参加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航模国际级线操纵F2B比赛中,新疆运动员杨钧、韩新平夺得金银牌,这也是新疆代表团取得的首块金牌。

                                                                                                                                                                          此次比赛有来自全国的22支代表队近200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置了八个项目,新疆航模队此次有6名战将晋级十三运决赛阶段。

                                                                                                                                                                          参加国际级线操纵特技(F2B)项目共有来自全国的选手13人,新疆航模队的杨钧、韩新平二人参加此项目的角逐。说起韩新平,在航模届可以说是标志性人物,特别是在F2B线操纵特技项目上,从亊该项目活动时间长达36年,从1994年至2010年间,曾连续获得世界航空模型线操纵锦标赛F2B项目5届个人冠军,并斩获7次团体冠军。

                                                                                                                                                                          作为韩新平的徒弟,杨钧也是航模届的标兵,目前是新疆航空运动协会、新疆陆海空模型运动协会秘书长,新疆航模队领队教练兼运动员。至今共获得过全国锦标赛冠军14次,世界锦标赛团体冠军2次,团体亚军2次,个人季军1次。世界杯个人冠军2次。

                                                                                                                                                                          据了解,韩新平已经是新疆体科所副所长,已经多年不在从事航模工作,这届全运会出山,就是要与徒弟杨钧一起,组成双保险,确保F2B线操纵特技项目双保险。不出众望,师徒二人分获金银牌,也实现了新疆代表团首块金、银牌。赛后,杨钧说:“什么都不说了,坚持到底就是冠军!”

                                                                                                                                                                          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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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研院是中国著名的智库,当天,该院与太平洋岛国贸易与投资专员署(中国)共同举办“南太平洋之夜—开启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合作新篇章”活动,秉承“一带一路”建设共商、共享、共建的原则,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推动深圳与南太平洋岛国的经贸、文化及友好往来。

                                                                                                                                                                          财政部金融司孙晓霞司长、董德刚副司长,中国证监会债券部蔡建春主任、陈飞副主任出席培训班。

                                                                                                                                                                          来自财政部、人民银行、证监会、中国PPP基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公司及业内有关专家,对我国PPP资产证券化发展、实践与创新情况以及有关政策规定、工作程序、操作要点等内容作了详细讲解,进一步提升了PPP各参与方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为规范推进PPP资产证券化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保障。

                                                                                                                                                                          财政部金融司孙晓霞司长在致辞时表示,三年多来,我国PPP改革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当前形势下开展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具有多重意义,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盘活存量资产,扩展资本市场发展空间。同时,通过资本市场更为谨慎、理性、严格的约束,进一步推动PPP项目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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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四川目前有高层建筑2.2万栋,超高层建筑就有317栋,主要集中在成都、绵阳、德阳、宜宾、达州等地,发展势头迅猛。伴随高层建筑蓬勃发展的,是高层建筑火灾形势也不容乐观,火灾发生风险高。四川省高层建筑火灾亡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仅今年上半年就发生火灾321起,造成了人员伤亡,各项火灾指标都大幅攀升。

                                                                                                                                                                          消防部门调查发现,四川高层建筑主要存在火灾隐患存量多,防火设计不合理、建筑选材不严格、消防设施不完善、消防通道不畅通、用电用气用火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突出。灭火救援难度大,因装备受限、作业空间狭窄等原因,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往往难以组织有效救援。同时主体责任不落实,高层建筑物业服务企业、使用单位职责不明,消防安全从业人员专业水平低,消防安全管理没真正落到实处。

                                                                                                                                                                          据了解,当日该机场共安排航班909个架次,截至19时30分,机场方面仅执行544个航班。机场方面表示,将实行通宵运营,尽最大努力疏散和抢运滞留旅客,但预计仍有一些航班推迟到明日执行。

                                                                                                                                                                          为将雷阵雨天气造成的损失降至最低,成都机场已发布灾害性天气蓝色预警,并启动不正常航班联动机制,采取增设一线服务人员等保障措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努力增加机场空域航班飞行密度,同时做好滞留旅客解释安抚工作,及时为滞留旅客安排休息地点及饮水、餐饮等。(完)

                                                                                                                                                                          上午8时整,来自广东、福建、江苏、辽宁、新疆等地的170多台越野车和众多顶尖车手、汽车运动爱好者欢乐集结。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车手们全副武装驾驶着参赛车辆陆续驶出发车台。

                                                                                                                                                                          12日晚,湖北随州消防支队广水中队接警后,赶赴现场处置。经观察,只见蜂窝紧贴屋檐下,约足球大小;蜂巢呈圆锥形,层状排列,每层蜂房呈圆饼状,中间是白色的蜂蛹,有不少马蜂守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