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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游戏-官方网站、用心创造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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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共享经济野蛮生长是否立法监管尚存争议

                                                                                                                                                                            共享产品的管与放,如何拿捏尺度

                                                                                                                                                                            共享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恶性竞争、资源浪费、产业扭曲等问题,甚至扰乱市场秩序、损害公众利益和引发社会不道德行为,正在背离共享经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实属“伪共享”“假共享”,政府应介入监管。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几天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文亚雄收到了一条“租借提醒”的信息,提示他租借的充电宝费用已达上限,将扣除所充值的100元押金。

                                                                                                                                                                            “现在出门,不管是打车还是购物,已经习惯了手机支付。通过手机上的定位功能,就可以找到附近的充电宝,扫描二维码即可使用。但要记得还回去,否则扣的押金都能买个充电宝了。”尽管有了因粗心而被扣押金的经历,但文亚雄坦言,仍然愿意为共享充电宝的便利性埋单。

                                                                                                                                                                            继共享单车之后,共享汽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共享KTV等产品纷至沓来,舆论对于共享产品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来。

                                                                                                                                                                            “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共享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资本与科技相结合的产品在改变民众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哄而上的无序发展、资源浪费、影响公共秩序甚至触及法律红线等问题,值得警惕。”浙江财经大学副教授文雁兵说。

                                                                                                                                                                            如何在保持活力的同时又不背离发展初衷,已成为共享经济发展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共享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保驾护航,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共享经济野蛮生长的乱象进行规制时,也要保护好共享经济灵活的发展方式。”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高艳东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建议。

                                                                                                                                                                            政府应介入监管“伪共享”

                                                                                                                                                                            共享马扎的喧闹声刚刚散去,共享遛娃小车又吸引了人们的眼球。

                                                                                                                                                                            近日,一款共享遛娃小车出现在了上海街头,但随后就被一些街道清理收走,原因是违反了上海市交通委下发的新规以及占用了人行道影响通行。

                                                                                                                                                                            “共享遛娃小车确实考虑到了家长带小孩儿时的感受,我有时候在路上抱着孩子走,也会感觉累。但我觉得,还是用自己家的小车更放心,毕竟安全、卫生等方面都比较放心。”家住上海的杨洁说。

                                                                                                                                                                            层出不穷的共享产品,一次又一次刷新了人们的认知。

                                                                                                                                                                            8月初,广东一家企业提出了共享空调的概念,并在8月8日首发共享空调公测版。该共享空调采用“押金+按时收费”的模式,每台空调押金3000元,按照每小时1元的价格收费,电费用户自理。

                                                                                                                                                                            8月中旬,大量“共享宝马”汽车出现在沈阳街头,“共享宝马”没有车钥匙,通过下载APP扫描车门上的二维码,注册账号、提交合法的驾驶证并缴纳999元押金后,即可使用。

                                                                                                                                                                            8月13日,“共享马扎”现身北京街头,推广该马扎的公司在公号上发布了“共享马扎产品使用说明书”。文中称,调查显示北京人均公共座位只有0.05座,源于共享的坚持,推出了“共享马扎”的服务。

                                                                                                                                                                            ……

                                                                                                                                                                            在一些专家看来,很多冠以共享之名的产品,并非共享经济。

                                                                                                                                                                            文雁兵指出,很多人将分享经济误以为是共享经济,实则两者有着很大的差别。

                                                                                                                                                                            “共享经济中,产品的拥有者和使用者是一个人,通俗来说,就是拥有产权和分享部分使用权,把个人拥有的闲置或使用频率不高的资产,用共享的方式去提高使用率,如Airbnb;分享经济中,产品的拥有者和使用者不是一个人,通俗来说,就是拥有产权和让渡全部使用权,需要投入新的资源去运营和使用,互联网只是提高了资产使用效率,如充电宝的共享行为。”文雁兵说。

                                                                                                                                                                            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教授王治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现行的许多“共享”,其本质是一种金融活动。

                                                                                                                                                                            “每个租赁使用者需要预先支付一笔押金,而租赁公司是以运营这些资金作为利润的主要来源。对于消费者来说,押金只是自己财富中很小的一部分,而租赁公司则可以集腋成裘、积沙成塔。”王治平说。

                                                                                                                                                                            与专家的判断一致,网友也是纷纷质疑。

                                                                                                                                                                            例如,在谈到“共享马扎”的时候,网友开启了“这个不扫描二维码也能坐啊”“没扫描二维码坐上去会夹屁股吗”等吐槽模式。

                                                                                                                                                                            文雁兵指出,共享经济原本是整合线下的闲散物品、劳动力、各类工具和社会资源,通过提高使用效率、促进公平享有而获得经济红利和增加社会整体福利。但是,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恶性竞争、资源浪费、产业扭曲等问题,甚至扰乱市场秩序、损害公众利益和引发社会不道德行为,正在背离共享经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实属“伪共享”“假共享”,政府应介入监管。

                                                                                                                                                                            考验地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

                                                                                                                                                                            在上海市静安区某违停非机动车堆放现场,上万辆各种颜色的共享单车被摆放得密密麻麻——近日,一则“上海惊现共享单车‘坟墓’”的bf88必发娱乐在网上传播开来。

                                                                                                                                                                            共享单车在解决人们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同时,其乱停乱放等问题,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与此同时,以共享经济之名出现的其他产品,也引来了不少质疑声。

                                                                                                                                                                            在沈阳街头投放的“共享宝马”,每公里费用为1.5元,每天封顶200元。每辆车都有保险,违章从押金中扣除,产生罚单的扣分由注册时提交的驾驶证埋单。甚至还有22万个免费停车位,专门给“共享宝马”停放。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然而,共享汽车中并没有行驶证。当然,若是把行驶证放在车内,则具有更大的隐患。”高艳东直言,共享经济下,已出现了现行法律制度有所争议或无法规制的问题。

                                                                                                                                                                            与此同时,共享经济的发展也给城市管理者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共享经济实质上是资本之战,除了对人性的重大考验,对地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也是一个巨大考验。”文雁兵认为,政府应当做好政策支持和监管工作。

                                                                                                                                                                            同济大学副教授翁士洪认为,政府在共享经济的发展中,应当履行好服务职能和监管职责。

                                                                                                                                                                            “服务方面,要针对共享产品的核心问题对症下药,例如在交通枢纽附近共享单车明显多,就要去进行疏导而不是控制。而且,对于城市区划要进行长远规划调整,建设慢行系统的友好城市;监管方面,既要禁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也要对恶性垄断、恶性竞争等行为进行有效监管。”翁士洪说。

                                                                                                                                                                            是否立法监管仍存争议

                                                                                                                                                                            对于发展潜力巨大但又容易野蛮生长的共享经济,既不能放任不管,又不能约束太死,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在高艳东看来,共享经济具有鲜明的特点,且覆盖面会越来越广,没有统一的立法,很容易因为各地规定不同而造成混乱。

                                                                                                                                                                            “作为新生事物,共享经济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新的问题。共享经济与城市管理之间的冲突,也是共享经济发展中要经历的阶段。”高艳东认为,对于这一阶段的共享经济而言,法律制度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

                                                                                                                                                                            高艳东指出,法律是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通过对共享经济进行立法来更新滞后的法律,有利于完善相关监管体系,有利于对共享经济野蛮生长的乱象进行规制,有利于为共享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立法的紧迫性显而易见,但也不能因为操之过急而忽视了立法质量。

                                                                                                                                                                            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新兴事物的发展与现有社会秩序之间总会出现矛盾,这需要时间来进行协调,要给共享经济的发展留下一定的空间,允许在试错过程中不断完善相关制度设置。

                                                                                                                                                                            高艳东也认为,从共享经济自身的特点来看,共享经济发展方式十分灵活且处于上升期,多尝试多出现问题,才能更好地获得发展,此时若用法律进行具体规制的话,可能社会公众会因此不敢放开手脚,阻碍共享经济的发展。

                                                                                                                                                                            “从法律自身的特点来看,成文的法律因为内容的局限性,无法涵盖共享经济的全部问题。同时,法律一旦制定,修改和废除的程序比较严格,可能跟不上共享经济飞速发展下产生的变化。”高艳东提到,法律规制造成的弊端同样应当被考虑在内。

                                                                                                                                                                            事实上,专家的忧虑不无道理。例如,一直备受关注的网约车政策,仍未能将打车难、打车贵的现实,变成公众所期待的模样。

                                                                                                                                                                            交通运输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年来,除直辖市外,河南、广东、江苏等24个省份发布了网约车实施意见;北京、上海、天津等133个城市已公布出租汽车改革落地实施细则,还有86个城市已经或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然而,随着各地细则的逐步落地,原本寄望网约车解决城市出行难题的理想,并未转化为现实。由于政策收紧,网约车数量减少,打车贵、打车难的问题仍然存在。

                                                                                                                                                                            据滴滴出行的数据显示,北上广深打车难度均有不同程度上升。今年6月,四地早晚高峰打车难度比去年同期分别增加了12.4%、17.7%、13.2%、22.5%。在北京,网约车新政实施后,网约车平台乘客订单下降幅度在10%左右。

                                                                                                                                                                            记者在测试中也发现,在周末或者上下班时间,必须加价才能叫到网约车。即使这样,还要排队等上几分钟到十几分钟的时间。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曹兴权认为,对于共享经济的立法管理,必须看到共享经济的特殊性,才不至于在管制过程中束缚共享经济的发展。

                                                                                                                                                                            “共享经济活动应以不破坏现有理性城市管理制定为前提。共享经济相应的私人资源所有者,应承担资源保管的公法义务,以避免此类资源的存放管理不当侵占城市公共资源。共享经济的经营者应对消费者承担应遵守公共管理秩序的特别提醒义务。”曹兴权说。

                                                                                                                                                                            用法律制度巩固司法体制改革成果

                                                                                                                                                                            司法责任制被分别写入两院组织法修订草案总则部分。根据两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实行司法责任制,建立健全权责统一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修订草案明确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打破了司法行政化、司法地方化等现象,是对近年来司法体制改革成果的总结和归纳。

                                                                                                                                                                            此次修法,拟将“两个任何”法律化,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有权拒绝从事违反法定职责的活动。从法律上明确,任何人不能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从事违反法定职责的事情,任何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不得干预法官、检察官依法办案。

                                                                                                                                                                            □ 本报记者  朱宁宁

                                                                                                                                                                            8月28日,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两院组织法修订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于1979年7月颁布,1980年1月施行。人民法院组织法共3章40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共3章28条。此次修订,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扩展到6章66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扩展到6章60条,修改完善的量较大,既包括对原条文的修改,也包括此次新增加的内容。

                                                                                                                                                                            “现行两院组织法已颁布实施30多年,不少内容陈旧僵化,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改革的需要,也无法体现党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部署。因此,这次修改是适应时代变化的,十分必要。”对于此次大修,曾担任国家法官学院教学部主任、司法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现中国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研究所所长、教授毕玉谦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两院组织法的修改,属于司法管理体制顶层设计上的改革,是一种良性的塑造。两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属于稳健性的修法,符合司法规律,体现时代精神,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提供法律保障。

                                                                                                                                                                            司法责任制原则写入总则

                                                                                                                                                                            两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第一章总则部分,为两院工作确立了多项基本原则,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设立,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适用法律人人平等,司法公正,司法民主,司法公开和司法责任制等原则。这些基本原则的规定,主要是根据审判工作、检察工作的要求以及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实践作出的,基本上都有法律依据。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是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修法,司法责任制被分别写入两院组织法修订草案总则部分。根据两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实行司法责任制,建立健全权责统一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杨伟东认为,司法责任制这一内容作为基本原则在总则中出现,是对这五年来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肯定,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这一规定可以说浓缩了我国五年司法体制改革的两个基本点。”杨伟东分析指出,一是让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这是改革花了很多功夫去做的内容,包括内外职权的匹配、员额制、人财物省级统管等,这些内容都是围绕实现司法独立进行的。”二是司法责任制,“也就是说,给了法院、检察院权限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即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在杨伟东看来,此次把司法责任制规定在总则的基本原则中,其地位是不一样的。但他认为,这个规定够不够,还值得讨论。

                                                                                                                                                                            “这一基本原则是需要一系列制度加以保障的,包括如何追责等,这些都需要在两院组织法中体现。但两院组织法中没有责任方面的规定。因此,如何落实司法责任制原则,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两院组织法中能有细化的规定更好,如果没有,可以运用其他责任追究机制来保障这个原则落实到位。”杨伟东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雷也认为,两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中关于司法责任制的规定仍有较大的完善空间。“司法责任制是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但目前修订草案的规定多是原则性规定,对于两高关于司法责任制的相关文件吸收不够,司法责任的追究应当明确以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为追责范围,追责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司改中已经建立并开始运行的惩戒委员会的第三方监督作用。”

                                                                                                                                                                            机构设置在继承中加以发展

                                                                                                                                                                            此次两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分别对法院、检察院的机构设置新增多项内容。

                                                                                                                                                                            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将人民法院分为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在此基础上,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增加规定:“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审理跨地区案件。”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则在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基础上,增加规定:“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

                                                                                                                                                                            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还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法院的发展情况,增加了海事法院和知识产权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的规定。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的实践,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设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划重大行政、民商事等案件”。

                                                                                                                                                                            “修订草案明确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打破了司法行政化、司法地方化等现象,是对近年来司法体制改革成果的总结和归纳。之前的改革试点主要是依靠中央的政策来指导,现在通过两院组织法,将其从政治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推进试点,为今后的工作提供了法律基础,也为进一步改革提供了新的动能。”毕玉谦说。

                                                                                                                                                                            但跨行政区划的法院、检察院怎么设置,设在哪一级、职权是什么,这些内容在修订草案中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据了解,目前正在运行的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主要是北京四中院和上海三中院这两个在直辖市设置的跨区划人民法院。对此,有专家分析指出,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要求,相关工作仍需要试点,两高也正在对跨区划设置问题进行研究。

                                                                                                                                                                            此外,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两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中还分别增加了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规定。

                                                                                                                                                                            行使职权更具法律保障

                                                                                                                                                                            在职权方面,两院组织法修订草案除了对各级法院和检察院都要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作出规定之外,还新增了多项最高法和最高检的职权。

                                                                                                                                                                            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行使的职权包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审查的要求,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进行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等。

                                                                                                                                                                            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行使的职权除了和最高法院相同的提出议案、提出法律解释要求、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外,还包括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进行解释,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活动实行监督,对侦查机关报请核准追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追诉等。

                                                                                                                                                                            “这些新增的职权,有些在其他法律中已有所体现,有些则没有。”杨伟东分析指出,一方面,把相关的分散的单行法律的内容都统一到两院组织法中来,可以更清晰一些。另一方面,把一些实践中已经行使了的职权上升为法律,法院、检察院的职权行为就有了组织法上的法律保障。

                                                                                                                                                                            杨伟东说,组织法解决的问题,首要的是组织成立的正当性,其次是明确职权的内容,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再次就是规定工作机制、保障和责任等。

                                                                                                                                                                            “因此,此次修法将原先很分散的规定在组织法中集中体现,法院、检察院行使职权就更有保障,界定也更为清晰。既对外宣示了自己的职权,又明确了行使职权的边界。过去的规定很空泛,现在把框架规定得很清楚,等于是画了一个圈,而这些职权的核心功能就是司法权。”杨伟东说。

                                                                                                                                                                            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拟入法

                                                                                                                                                                            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组成人员和其他人员,此次两院组织法修订草案都设专章予以明确。员额制被正式写入修订草案。

                                                                                                                                                                            两院组织法修订草案明确,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法官员额、检察官员额分别根据人民法院审级、人民检察院层级、案件数量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人口数量等因素确定。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员额由最高人民法院商有关部门确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员额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商有关部门确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法官员额、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员额,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实行总量控制,动态管理。

                                                                                                                                                                            对此,程雷认为,修订草案中关于员额制相关条文的表述,进一步总结了本轮司法体制改革中员额设定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充分总结了司法体制改革探索过程中不少试点省份的经验,强调了员额的全省统筹与动态调整等科学规律。

                                                                                                                                                                            “司法管理体制的现代化、科学化和专业化,都应该在法律中有所体现。这一点,此次修订草案表现得很充分。”毕玉谦指出,此次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消除地方化。长期以来,一些地方保护主义横行,地方利益的存在等给司法带来一定的冲击,因此,有必要加强法律的统一性,消除司法地方化,强调国家意识、全局意识。基于此,此次两院组织法的修订,将有助于排除地方干预司法,建立起高效的司法运行机制。

                                                                                                                                                                            据了解,本轮司法体制改革中,试点省市在省级(直辖市的市级)设立遴选委员会,实现了法官、检察官的省级统一遴选、统一提名、党委审批、分级任免的省级统管人事的改革任务。此次,修订草案对人财物省级统管这一改革内容也作出回应,除了规定在员额制的把关上由省级在省级员额制的范围内进行总量控制和调整外,还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编制由省级法院和检察院商编制部门进行统一调配。

                                                                                                                                                                            “人财物省级统管可以有效降低外部干预。”程雷认为,法检两院的干部管理权限收归省级统管后,基层法院、检察院具有更为独立、良好的发展空间,防止人事权管理的地方化,同时为上级院统筹开展员额分配、调配司法力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程雷同时指出,虽然目前修订草案中对于人的省级统管及落实机制有了相对明确的规定,但对于法院财权的省级统管问题规定不够明确。因此,他建议,对于这项中央统筹的四项基础性改革是否上升为法律以及如何在法律机制中加以实现,需要增加更为细致的规定。

                                                                                                                                                                            值得一提的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对中央文件中提出的探索人财物省级统管,一直存有误解。对此,此次修法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员的任免和人财物管理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前者属于法律程序,后者则属于行政程序,此次修订草案专门加以明确。

                                                                                                                                                                            新增职业保障相关内容

                                                                                                                                                                            此次两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新设了“行使职权的保障”专章。其目标主要是为了确保审判权、检察权可以依法独立公正行使。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是将“两个任何”法律化,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有权拒绝从事违反法定职责的活动。从法律上明确,任何人不能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从事违反法定职责的事情,任何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不得干预法官、检察官依法办案。

                                                                                                                                                                            二是对“三个维护”加以体现。维护生效裁判权威。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义务人应当依法履行;拒不履行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维护法庭秩序和办案安全。规定对妨碍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职权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维护法官、检察官的人身安全。规定法官、检察官的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受法律保护。对骚扰、谩骂、威胁、暴力侵害法官、检察官及其近亲属等违法犯罪行为,有关机关应当及时制止,依法从严惩处。

                                                                                                                                                                            三是为防止法官、检察官因为履行职责而遭受打击报复,修订草案作出特别规定,明确非因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降职、免职、辞退或者处分等。

                                                                                                                                                                            四是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资、人员编制和工作经费作出原则规定。关于工资,修订草案专门规定,国家对于法官、检察官实行单独职务序列和工资制度,完善职业保障体制;关于编制,规定实行专项管理,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商有关部门另行规定。关于经费,规定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列入财政预算,保障审判工作、检察工作需要。

                                                                                                                                                                            对于这些新增的职业保障内容,业内专家普遍认为是本次修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体现了进步和创新。

                                                                                                                                                                            “这一章节意义重大。这些规定实际是从内外两个方面予以具体保障,一个是防止内部的干预,一个是防范外部的干扰,不再是空头的许诺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要解决司法公正,就要对其提供保障。原来没有这些规定,只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和后续的职权的规定,这对于保障是不够的。通过这些新增的内容,法官、检察官独立行使司法权可以得到落实和切实保障,改革举措通过法律得以落实。”杨伟东说。

                                                                                                                                                                            毕玉谦认为,司法管理体制的现代化、科学化和专业化,就要体现在职业保障上。“审判权、检察权这些司法权,必须要强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从宏观上讲,法律的权威来自司法的权威,对司法权威的维护具有全局性、战略性,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贯穿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议题,即强调保障司法权,使其按照司法规律公正运行,排除外来干预。从微观上讲,保障法官、检察官依法履行职务,给其提供职务保障,强调对其进行科学管理和专业化管理,通过工资待遇等专设独立运行,从而强调这个群体的特殊性”。

                                                                                                                                                                            信息化入法体现与时俱进

                                                                                                                                                                            2013年以来,伴随着我国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进程的展开,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巨大改革浪潮当中,现代信息技术与司法体制改革第一次产生了交汇应用,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而形成的“智慧法院”“智慧检察”等类似的改革趋势正在为不少地方接纳并深度应用。

                                                                                                                                                                            此次修法专门提到了信息化保障问题,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工作效率,保障司法公正。

                                                                                                                                                                            “这是2017年司法机关的亮点内容,也是未来司法体制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程雷认为,对于信息化建设,两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中设立一个概括性授权条款是完全有必要的,但他同时指出,在名称上,“信息化”已经不能反映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建议将本条改名为“智慧法院”“智慧检察院”建设等。

                                                                                                                                                                            本报北京8月28日讯

                                                                                                                                                                            制图/李晓军

                                                                                                                                                                            8月24日,黄女士与丈夫到塔尔湖派出所报案称,今年1月,她先后4次往银行卡里存了6万余元,23日取钱时却发现卡里只剩80多元。民警经过一天侦查,结果让人瞠目结舌。黄女士卡内的6万元是被8岁的儿子偷偷划出,全部用于购买“王者荣耀”手游装备。黄女士的儿子承认钱是自己花了,年初他迷恋上了“王者荣耀”,恰巧也知道母亲的微信支付密码,在游戏的诱惑下,他前后瞒着父母买了很多次游戏装备和人物。目前,案件在进一步侦查中。

                                                                                                                                                                            当地时间8月28日,美国伊利诺伊中部联邦地区法院就章莹颖在美遭绑架案举行了听证会,批准了犯罪嫌疑人克里斯滕森代理律师此前提出的延期案件审理的动议。法庭上,美国中伊利诺伊联邦地区检察官也表示由于掌握的证据信息大同意此项动议。联邦法官最终将案件审理时间定在了2018年2月27日,审前听证时间为2018年2月12日。(央视记者 李卉)

                                                                                                                                                                            本轮谈判为期四天。在正式谈判开始前的联合记者会上,欧盟英国“脱欧”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再次强调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时间所剩不多。他说,英国政府本月发布了一些关于“脱欧”的立场文件,欧盟对此表示欢迎,并“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这些文件。但他同时强调,双方应严肃对待新的谈判,欧盟希望英国政府尽早清除其立场中模糊不清的地方。

                                                                                                                                                                            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在记者会上表示,英国本月公布的立场文件是过去12个月艰辛工作的成果,应能为本周“建设性的谈判”打下基础。他同时呼吁双方在谈判中施展“灵活性和想象力”,推动谈判取得进展。

                                                                                                                                                                            英国于今年3月29日正式向欧盟递交“脱欧”信函,成为首个寻求退出欧盟的成员国。根据欧盟法律,双方需要在两年内(2019年3月29日之前)完成“脱欧”谈判。

                                                                                                                                                                            今年6月和7月,英国与欧盟先后进行了两轮“脱欧”谈判。从8月15日起,英国政府陆续公布“脱欧”立场文件,提出英方在退出欧盟关税同盟、北爱尔兰与爱尔兰边界安排等关键议题上的立场与建议。

                                                                                                                                                                            法院认定红包是行贿受贿非人情往来

                                                                                                                                                                            □ 本报记者  阮占江

                                                                                                                                                                            □ 本报通讯员 许志华 黄玲娟

                                                                                                                                                                            利用环保局局长的职务便利,在环保手续审批、环保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200余万元。

                                                                                                                                                                            近日,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郴州市环保局原局长曹元生犯受贿罪的判决生效,曹元生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30万元。面对法律的公正审判,曹元生悔恨不已。

                                                                                                                                                                            自酿苦果

                                                                                                                                                                            退休之后仍然锒铛入狱

                                                                                                                                                                            在郴州,说起市环保局原局长曹元生,不少认识人都对他有“低调”“随和”甚至“老实”的印象。

                                                                                                                                                                            贫寒学子出身的曹元生步入仕途后,从一名普通公务员一步一步成长为正处级领导干部,还曾6次被评为优秀领导干部,荣立一等功一次。然而,本应安享晚年、尽享天伦的曹元生,却在退休后锒铛入狱。

                                                                                                                                                                            在生态优美的林邑之城郴州,“绿水青山”胜过“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可想而知,环保局局长这个位置,在郴州人眼里的分量。

                                                                                                                                                                            2002年4月,曹元生出任郴州市环保局局长、党组副书记。正是这个炙手可热的位置,让曹元生的朋友圈、交际圈像生态系统一样复杂多样、良莠难分,他逐渐放松了警惕、迷失了自我,错把“陷阱”当成了“馅饼”,最终吞下自酿的苦果。

                                                                                                                                                                            2016年6月,因涉嫌受贿,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曹元生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7月,郴州市检察院决定对其执行刑事拘留。同年8月,郴州市检察院作出逮捕决定。2017年4月25日,郴州市检察院向郴州市中院提起公诉。

                                                                                                                                                                            郴州市检察院起诉书指控,2002年至2015年,被告人曹元生利用其职务便利,在环保手续审批、环保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环保项目争资立项、环保项目竣工验收、环保案件查处、人事任命、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刘某、郭某等25人分99次所送财物共计人民币242万元、美元7000元、价值过万元的佳能相机一台,其中还与谭某共同受贿人民币10万元。

                                                                                                                                                                            庭审焦点

                                                                                                                                                                            人情往来是否构成受贿

                                                                                                                                                                            庭审时记者发现,曹元生收受红包的时间集中在春节前、中秋节前、端午节前和婚宴上。除一笔受贿数额最大的20万元外,大多受贿数额在1万元至3万元,最小的仅4000元,送红包的人绝大部分是有求于他的企业界“朋友”。2008年至2014年,某公司负责人先后7次送给曹元生红包33万元,数额从1万元至5万元不等,最大的一笔为20万元。同一时间段,某公司股东先后14次送给曹元生红包5.6万元。就这样,曹元生总共收受类似红包80多次,总额180多万元。

                                                                                                                                                                            同时,曹元生还存在索贿等犯罪行为。2012年至2015年,曹元生在退“二线”前,向某公司先后8次“报销发票”32万元,向另一公司分3次“报销发票”21万元。

                                                                                                                                                                            这些红包和“报销发票”是否成为受贿犯罪,成为庭审时控辩双方争辩的焦点。

                                                                                                                                                                            曹元生认为,“报销发票”是他帮助这些报账的公司解决了职工计划生育、上户、老房子等问题所支付的劳动所得。

                                                                                                                                                                            其辩护人提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曹元生受贿的部分事实不应认定为受贿。因为,有的是公司支付给他的劳务报酬,不应认定为索贿;有的收红包行为缺乏“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受贿罪构成要件;有的则是正常的人情往来,不应当认定为受贿。

                                                                                                                                                                            法庭的旁听席上也有人低声议论,虽然收了钱但并没有违规办事;许多单笔红包数额不大,没有达到3万元入罪门槛;逢年过节收了红包顶多算违纪,怎么就成了犯罪呢……

                                                                                                                                                                            如何定性

                                                                                                                                                                            司法解释早已明确规定

                                                                                                                                                                            这些礼尚往来的模糊认识,在公诉人出示的证据和释法说理下,被一一粉碎。一审法庭也成了释法说理的警示教育课堂。

                                                                                                                                                                            为曹元生报账的企业负责人证言显示,曹元生当时还是市环保局局长,之前为企业帮过忙,今后还需要继续与他搞好关系。既然有求于曹元生,他们又怎么好意思拒绝其报账的要求呢?

                                                                                                                                                                            公诉人指出,表面上礼尚往来的红包和“报账”所得,其实际都是“权钱交易”。被告人在主观上明知他人送钱是为了获取曹元生职务便利所带来的利益,既有收受行为,事后也无退返行为,具有受贿的犯罪故意。收受贿赂后即使正常履职,也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因此收钱后没有违规办事依然构成受贿罪。如果在收钱后出现了不正确履职问题,行为人可能同时触犯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等渎职犯罪。不管是逢年过节送红包的感情投资,还是先给钱后办事,或者先办事后感谢,都适用“两高”最新司法解释。

                                                                                                                                                                            2016年4月18日,“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这些问题都予以了明确规定。该解释的第十三条规定,“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都视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3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该解释的第十五条规定,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因此,曹元生收受的大小红包都应累计计算为受贿数额。

                                                                                                                                                                            2017年7月21日,郴州市中法院下达一审刑事判决书,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包括被告人曹元生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并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8家企业承担5.69亿元修复资金

                                                                                                                                                                            本报中卫(宁夏)8月28日电 记者申东 通讯员赵霞 今天,备受关注的宁夏腾格里沙漠污染公益诉讼系列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调解结案,8家被诉企业承担5.69亿余元用于修复和预防土壤污染,并承担环境损失公益金600万元。

                                                                                                                                                                            2016年2月3日,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分别诉中卫市美利源水务有限公司、宁夏蓝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宁夏华御化工有限公司、宁夏大漠药业有限公司、宁夏中卫市大龙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夏明盛染化有限公司、中卫市鑫三元化工有限公司8起土壤污染损害赔偿公益诉讼系列案件。

                                                                                                                                                                            中卫市中院经审理查明:5家涉案企业未落实环评要求,将超标生产废水排入蒸发池;1家企业污水处理设施运行不正常,长期进行废水超标排放,并形成了巨大污水池;1家企业在沙地内填埋大量未经处理的废渣,导致地面泛出斑驳红褐色;1家企业向沙地偷排生产废水。上述8家企业的违法行为对周边土壤环境造成不同程度污染。

                                                                                                                                                                            案件审理过程中,中卫市中院在组织绿发会与涉案企业交换证据、沟通协商的基础上,由涉案企业按照绿发会所提意见、建议,落实环境治理专家治理整改方案,加快治理整改进度。在各方的积极配合和协助下,8家涉案企业安装、建设了预防今后污染所需设施、设备,修复了受污染土壤。

                                                                                                                                                                            中卫市中院依照法律相关规定,组织双方当事人多次协商、沟通,聘请专家实地察看治污效果,最终绿发会采纳环保部门环评验收结论,促成案件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调解协议于2017年7月25日在《人民法院报》上公告,公告期于8月25日届满,社会各界对此调解协议没有提出异议。

                                                                                                                                                                            8月28日,中卫市中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对案件双方当事人的调解协议进行了审定和确认。调解书确定由涉案8家企业在投入5.69亿余元用于修复和预防土壤污染的基础上,再承担环境损失公益金600万元;宁夏蓝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宁夏明盛染化有限公司、宁夏华御化工有限公司继续按照专家的地下水修复方案完成地下水修复工作,并承担相应费用,直至实现设定的修复目标。中卫市中院将依法督促8家涉案企业履行调解协议确定的义务。

                                                                                                                                                                            制图/高岳

                                                                                                                                                                            特朗普首个特赦令引来谴责一片

                                                                                                                                                                            □ 本报驻美国记者 陈小方

                                                                                                                                                                            据当地媒体27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首次使用特赦权,宣布特赦被反移民右翼视为英雄的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郡前警长乔·阿尔帕约。

                                                                                                                                                                            阿尔帕约成为特朗普上任以来第一个被特赦的人,但特朗普此举很快便遭到谴责。有媒体称,特朗普的特赦形同变相支持种族主义。更有评论称,特朗普给美国的拉美裔发出一个错误的信息。

                                                                                                                                                                            阿尔帕约其人

                                                                                                                                                                            虽然只是一个郡的警长,但阿尔帕约的“名气”和“影响”却不小。

                                                                                                                                                                            今年85岁的阿尔帕约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在结束从军生涯后,他于1993年任马里科帕郡警长,随后五次连续当选,直到去年11月下台。

                                                                                                                                                                            阿尔帕约因对非法移民,尤其是对拉美裔实施非常规的严厉惩罚措施而被称为“全美最强硬警长”。1993年,他以监狱拥挤为名义建造了“帐篷监狱”,用来关押非法移民。

                                                                                                                                                                            有媒体披露称,在这个被他称为“集中营”的地方,被关押者要忍受沙漠高温,一天只有两顿被指极难吃的餐食,还被迫穿旧式的黑白间条囚衣,被锁链锁着集体劳作。报道称,阿尔帕约的警局以“种族定性”方式缉拿无证移民,截查拉美裔司机的次数较其他族裔多4至9倍。他也成为美国政治在反移民问题上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2011年,美国司法部指控他对移民涉嫌采取种族偏见的做法,判令他不得仅仅因为怀疑对方是非法移民就进行拘留,但遭到了后者的“公然无视”。今年7月,法院判定阿尔帕约藐视2011年的判令而有罪,并被判处6个月刑期。

                                                                                                                                                                            被特朗普称赞

                                                                                                                                                                            然而,就在法院判决之后,特朗普的一纸特赦令让阿尔帕约免受牢狱之灾。

                                                                                                                                                                            对于这份引来一片批评之声的特赦令,白宫26日则在一份声明中称,“阿尔帕约在任职警长期间,致力于保护民众不受犯罪和非法移民的祸害。85岁的阿尔帕约为国服务超过50年,令人钦佩。他是值得总统特赦的人选。”特朗普则在其推特上赞扬他是“爱国者”,维护了亚利桑那州的安全。

                                                                                                                                                                            阿尔帕约26日也发表推文,对特朗普的决定表示感谢,“他是执法机关的最大支持者,”他说,“我知道这个特赦令发自他的内心。两年前,我支持他的时候我就说,无论是否特赦我,我都会跟他在一起,一直到永远。”

                                                                                                                                                                            据报道,特朗普此前多次暗示会赦免阿尔帕约,只是因为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爆发骚乱而没有立即行动。据媒体披露,特朗普今年春天曾要求司法部长塞申斯研究能否终止调查阿尔帕约。塞申斯当时回应称,干涉联邦案件的做法不恰当。特朗普随后决定,先让法院宣判,而后趁合适时机特赦阿尔帕约。

                                                                                                                                                                            特赦令遭谴责

                                                                                                                                                                            有分析指出,特朗普的特赦令之所以引来这么大的争议,是因为特赦令的签署正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

                                                                                                                                                                            就在该特赦令发出前不久,也就是这个月的11日,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爆发了大规模白人至上主义游行,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驱车碾压抗议人群,导致3人死亡30多人受伤。此次骚乱再次揭开了美国种族问题的伤疤。因此阿尔帕约的身份和背景,以及他的种族立场和与特朗普的关系都成了被各界关注的焦点。

                                                                                                                                                                            骚乱事件发生后,特朗普一度拒绝对白人至上主义进行谴责。25日,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一致通过决议,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三K党和纳粹分子,与总统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划清了界限。

                                                                                                                                                                            亚利桑那州国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麦凯恩称,特朗普此举是破坏他尊重法治的主张。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卡斯特罗说:“阿尔帕约是偏执狂,他仇视拉美裔社群多年。他应该服刑。”菲尼克斯市市长斯坦顿说:“数千拉美裔因为肤色问题就遭到阿尔帕约的恐怖对待。对他的判罚是公正的,总统不应该这么做。”

                                                                                                                                                                            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亚利桑那州议员麦凯恩和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以及亚利桑那州另一位共和党议员弗雷克纷纷站出来谴责特朗普此举。瑞恩称,他不赞同总统此举,“执法官员应肩负特殊责任,保护美国每一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不应因特赦而让任何人以为这种责任可以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