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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天气网讯 预计今明天(30-31日),全国降雨范围依旧广泛,但云南广西降水呈减弱趋势,安徽、江苏、陕西、四川、湖北等地则是降雨相对较强区域。展望后期,9月初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中南部、江淮等地将再遇新一轮降雨过程,需加强防范次生灾害。同时,东北大部和西北大部已入秋,江南高温范围将继续缩减。

                                                                                                                                                                            四川盆地陕西等地近期多降雨 谨防次生灾害

                                                                                                                                                                            昨天,我国降水范围广泛,监测显示,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南部、甘肃东北部、陕西中部和西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50~70毫米),四川巴中局地大暴雨(100~136毫米)。另外,浙江中北部、广西南部等地局地出现暴雨,广西钦州、防城港局地大暴雨(100~181毫米)。

                                                                                                                                                                            今明天,广西云南等地降雨减弱,但西北地区东部、黄淮等地仍有明显降水。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30日至9月1日,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江汉中北部、黄淮、江淮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天气,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100~130毫米)。

                                                                                                                                                                            具体来看,今天,四川盆地、陕西南部等地有强降雨。广西西部、云南西部、四川盆地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重庆西部和北部、陕西中南部、黄淮大部、江淮北部、青海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等地的局地有暴雨(50~90毫米)。

                                                                                                                                                                            明天,四川盆地、江淮等地有较强降雨。陕西南部、四川南部和北部、重庆北部、江汉北部、黄淮南部、江淮北部和东部、青海东部、西藏东部、云南中西部和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东北部局地有暴雨(50~9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展望后期,9月1-3日,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中南部、江淮等地将再遇较强降雨,其中四川盆地、陕西南部、湖北、河南等地降雨频频,特别是对于四川盆地、陕西南部等地多山区,要防范暴雨洪涝、地质灾害的发生,其他地区也要加强防范连阴雨的不利影响。

                                                                                                                                                                            冷空气持续发威 北方转凉南方高温渐消

                                                                                                                                                                            昨天,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下,陕西南部、河南西部和南部、四川东北部、湖北中部和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湖南北部以及黑龙江东北部等地降温明显,气温较前天同一时次普降6~10℃、局地11~15℃。省会城市南京下降了10℃,昨天14时26℃,明显凉爽不少。

                                                                                                                                                                            而在黑龙江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的很多地方,昨天14时气温还不足10℃,像是漠河4.6℃、呼中6.5℃、内蒙古图里河3.0℃,体感阴冷。

                                                                                                                                                                            今明天,东北大部气温依然是明显偏低的状态,最低气温也只有10℃左右;西北地区东部、黄淮、江汉、江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不足30℃,部分地区甚至不足25℃;而在江南、华南中东部等地气温也将陆续下跌,湖南、江西、浙江大部都将摆脱高温,仅在广东、广西还将有高温出现。

                                                                                                                                                                            目前,东北大部和西北大部已经入秋(哈尔滨和长春8月23日、沈阳8月24日),华北部分地区也开始入秋(太原8月26日)。黑龙江漠河到内蒙古根河一带近期可能会提前入冬。

                                                                                                                                                                            当天上午,在里斯本北郊PortoAlto,裘援平一行参观了当地侨领建设的“博鳌商贸中心”,并听取了项目开发情况介绍。

                                                                                                                                                                            裘援平表示,希望通过此类项目的建设整体提升华商经济的水平。她建议,未来商贸城可以开展多方面经营,不仅局限于批发贸易。她同时提醒海外华商应当“居安思危”,积极谋划升级发展,以更高的眼光寻求更好的前景。

                                                                                                                                                                            在葡萄牙环球伊比利亚传媒公司,裘援平了解了该公司多元化业务发展的现状,并鼓励其继续做好中华文化海外推广传播。

                                                                                                                                                                            裘援平一行当天还走访了葡萄牙里斯本中文学校和葡萄牙中华总商会,深入了解了当地华文教育和华商经营等情况。

                                                                                                                                                                            当晚,裘援平一行与中国驻葡萄牙大使蔡润一同出席和谐侨社建设座谈会。葡萄牙侨界代表约30人在会上就华商经济转型、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华文教育发展及师资培养、侨团建设等议题各抒己见。

                                                                                                                                                                            听取侨界代表发言后,裘援平表示,葡萄牙尽管华人总量较少,但是很团结,侨界代表人物和代表侨团发展成为了侨社中坚力量,能够以侨胞利益为重,开展积极有益的工作。

                                                                                                                                                                            裘援平介绍了国侨办近年来开展的多项工作。她表示,今后将继续支持培养各类骨干人才,确保侨社长期可持续发展。

                                                                                                                                                                            裘援平希望侨商和社团用好用足国侨办提供的资源、平台和机会。她同时鼓励旅葡侨胞发挥自身优势,更广泛地参与葡语系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建设。

                                                                                                                                                                            当晚,裘援平还为里斯本华星艺术团揭牌。葡萄牙是国侨办代表团此次访欧慰侨之行的第二站。之前,代表团在意大利米兰、帕多瓦、威尼斯和罗马等地走访了侨社并出席一系列活动。(完)

                                                                                                                                                                            在她老家山东威海,这个词形容一个人傻。她总是给各种各样的人捐东西,从棉衣棉裤到珠宝首饰,她都捐出去过。她捐给别人的衣服是全新的,自己的两条白色裤管上却都撕开了口子。“现在不是都兴乞丐服嘛,我这裤子穿了5年,挺漂亮的。”

                                                                                                                                                                            人们都说,邢威敏是个“彪子”。

                                                                                                                                                                            她守着威海市环翠区统一路上的冰柜,卖了40多年冰棍。退休后,她又兼卖儿童服装。每月收入6000元左右,她却给小学捐成本价1万元左右的棉裤。过几年再去捐运动服,孩子们都喊:“棉裤奶奶又来啦!”

                                                                                                                                                                            九寨沟地震两天后,她捐1万元。逢年过节,她也凑个热闹。街坊邻居看到她捐献,劝她:“现在的人抢都抢不着,你还从家里拿东西。”可是她连母亲的遗物都捐。

                                                                                                                                                                            母亲临走留下2000元现金,被她捐给了居委会——这是她的第一次捐献。母亲的项链和手镯,也被她拿到金店卖了,买衣服捐给汶川灾区。除去一对耳坠,能捐的都被她捐完了。唯一叫她恨的,是母亲放在她那儿的3万多元存款,被朋友骗走。官司打了将近10年,钱还没追回来,要不早该捐了。

                                                                                                                                                                            附近镇上的几户人家曾接受过她的捐赠,上门给她送鱼,她转手就把女婿送的“能录能唱”的音响设备送给人家。女婿跟她说,“妈,你真行啊,刚给你买的你就送别人了”,她感觉女婿有点不太高兴。

                                                                                                                                                                            邢威敏的女儿说她“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女婿回忆,邢威敏搬家时,不舍得买家具,客厅连沙发也没有,就让木工做了几张床充当沙发。

                                                                                                                                                                            “她不喜欢打麻将,不喜欢出去旅游,到现在她也忙。”邢威敏的好友姜爱萍说,在她看来,邢威敏在工作上也“彪”极了。

                                                                                                                                                                            邢威敏的女儿在12岁之前和她不太亲近,因为她卖冰棍都“没有点的区别”。夏天生意好的时候,装钱的包都是满的,半夜还在灯光下数钱。

                                                                                                                                                                            可是钱哗哗地流进口袋,又哗哗地流了出去。连因为捐献获得的锦旗,也在她搬家的过程中遗失了大半。她不记得退休工资卡的余额,花钱最多的地方是给自己和老伴治病。

                                                                                                                                                                            姜爱萍说,邢威敏曾经是远近有名的“一枝花”。可是她没搽过雪花膏,花衣裳也没穿过几次。

                                                                                                                                                                            “文化大革命”以前,她是家里的老大、“惯孩儿”,长辈们都宠她,“什么好衣服都穿过了”。但母亲对她管教严格,总爱跟她讲书上“艰苦朴素”的道理。

                                                                                                                                                                            她还记得,大连的姨妈寄来20多双鞋子,她和弟弟、妹妹每人各分到一双布鞋和皮鞋,其它全让母亲给了自己的学生,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宝贝孩子”。

                                                                                                                                                                            母亲早晨上早自习,晚上不是备课,就是家访。有学生母亲早逝,父亲照顾不过来,她总让班干部去看看,捎点饼干、药。而对邢威敏,下雪天做的棉裤做多了,母亲永远要拿走多余的,只给她留一条。

                                                                                                                                                                            那时,她不理解过,甚至从小就“膈应”母亲。“你不是我妈,你是我后妈。”她气得和母亲大吵一架,怎么也想不通“应该服务自己”的母亲为什么要去“服务”别人。

                                                                                                                                                                            这一积怨延续了很长时间。父亲过世后,她把母亲接来住了30多年,却因脾气暴躁总发火。母亲只好把晚年捐物的事儿瞒着她,而她也从不过问。

                                                                                                                                                                            直到母亲病重住院,她发现以前母亲的同事、学生都争着轮班。问起来,都说母亲帮助别人的事。她这才理解了母亲这些年所做所为。

                                                                                                                                                                            临走前,母亲还不忘嘱托她捐掉3万多元的存款。“这个钱既然你们姊妹三个都不要,我能不能捐给我最困难的学生和小孩。”每当回忆起母亲临终,邢威敏都会哽咽。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妈。”整理遗物,翻到母亲的回忆录,上面赫然写着母亲的记录:某年某月,我的大女儿又发火了。她“恨不得钻进地洞里去”。

                                                                                                                                                                            现在,她想着完成母亲的使命。尽管30岁就心脏病、糖尿病缠身,还曾做过支架手术,她觉得生病有报销,血糖高吃不了好的,和老伴1个月1000块钱就够花。

                                                                                                                                                                            “像得我这个病的,好多都走了,但我66岁还能干活。彪就彪点吧,要彪我才能干活。”邢威敏还想把捐献的习惯传下去。外孙女和她一起生活到小学三年级,从小就听她念叨“多做善事”“善有善报”。但是,今年上初中的外孙女因为“学习”和“特长班”放弃了小时候做过的蝴蝶结义卖,而她的女儿支持她的行为,但自己“不感兴趣”。

                                                                                                                                                                            邢威敏不觉得意外,因为自己曾经也是那个不理解母亲的女儿。但现在,她夏天穿的上衣只有30多块,裤子20多块,两套衣服翻来覆去地穿。她老想起生前没有几套衣服的母亲。“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我觉得现在就和她一模一样了。”

                                                                                                                                                                            实习生 林子夜

                                                                                                                                                                            美国务院声明称,第八轮美中海洋法和极地事务对话于28日至29日在波士顿的美国海岸警卫队第一区总部举行。两国外交和涉海部门的专家就海洋问题、海洋法和极地地区事务等一系列广泛问题交换了意见。

                                                                                                                                                                            声明称,美国代表团由美国国务院海洋环境科学事务局海洋和极地事务办公室主任伊万·布鲁姆率领,中方代表团团长是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马新民。美中两国同意在今后的会议中继续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对话。下一轮对话将于2018年在中国举行。

                                                                                                                                                                            中美海洋法和极地事务对话始于2010年,每年举行一次。(完)

                                                                                                                                                                            36岁的时候,他就因为首次发现了钢铁中贝茵体的切变机制,被国外同行称为“贝茵体先生”。一直到90多岁,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仍然每天上班,参与教学改革,到大学和研究所与同事交流。他骑着一辆破旧的二八式自行车,穿过校园来到自己位于主楼的办公室,这栋老建筑比他还要小40多岁。

                                                                                                                                                                            柯俊这个名字总是和钢铁紧挨着出现。同时出现的,还有“首个”“先驱”之类的描述。他率先在研究中引进电子显微镜,在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前身)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金属物理专业,筹建了中国最早的金属研究所,开拓了中国冶金史的研究。

                                                                                                                                                                            钢铁在他的人生中搭起一个又一个高峰。直到8月8日去世,这些高峰才停止延伸。

                                                                                                                                                                            曾任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主任的韩汝玢记得,柯俊六七十岁时谈起金属元素,依然对它们的原子量、价态、结构“信手拈来,不需要思考”。他家的柜子里也放满了多年来整理的文献分类卡,可以随时查阅老文献,补充新文献,效率堪比计算机。

                                                                                                                                                                            即使已经退休,有人来家里拜访,柯俊还是更愿意聊中国钢铁缺少高精尖产品的状况。他会因为钢铁生产中“每层工艺检查不够严格,人人都只想着赚钱,不按照标准来”而着急。他也强调钢铁行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不管是思想还是具体方法,都需要一整个梯队的人去把关和执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一篇文章中感慨,每次见到柯俊,他都非常忙碌。他常说“知识分子从来都是24小时工作的”。

                                                                                                                                                                            他是各大顶尖高校和研究所的常客,却坚决不收酬金。柯俊的外甥回忆,81岁时,他在印度讲学时晕倒,被诊断为心肌梗死。病情恢复后,柯俊又每天伏案工作,主持会议,到处出差讲学。

                                                                                                                                                                            钢铁外的世界里,人们对柯俊的名字并不熟悉。柯俊去世后,有人发现,某媒体平台发布了三篇关于他的纪念文章,收获的回复数是零。但是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500多人涌进礼堂。他们大多是他曾经的学生,许多都来自宝钢、鞍钢、武钢等企业。

                                                                                                                                                                            他的人生几乎和新中国的钢铁事业发展同步。他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时候,新中国才刚刚成立,那时全国几乎没有完整的钢铁联合企业,美国年钢产量是中国的近600倍。如今,他走完自己的钢铁岁月,中国的钢产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一。

                                                                                                                                                                            刚来到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的时候,柯俊也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在校园穿行。那时候,为了更好地讲授一门新课程,柯俊会专门找来学生,了解他们对课程的期待。

                                                                                                                                                                            曾任北京科技大学校长的李静波还记得在学校一斋二楼一间朝北的房间里,同学们七嘴八舌说自己的想法,柯俊和他们讨论的场景,“很新奇,我们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没讲课先征求学生意见的做法”。

                                                                                                                                                                            在李静波眼里,这位钢铁大师一点也不冰冷。他会在新生见面会上说相声,火爆的场面成为一届届学生口耳相传的盛景。他还常常和学院的保安、考察调研认识的司机聊天。

                                                                                                                                                                            到了70多岁时,柯俊冒着风雪到学生宿舍参加座谈会,载着他的还是一辆自行车。谈起一个月工资能买多少斤猪肉时,他忍不住哈哈大笑,“顿时感觉大人物也是平常人,并不神秘”。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所长潜伟一直收藏着柯俊指导过的论文初稿。那篇论文送给柯俊审阅前,他本以为老先生没时间给学生看稿子,最多翻两下就会还回来,但是论文送回时他才发现正反面写满了柯俊的修改意见。

                                                                                                                                                                            对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卢锡年来说,柯俊是大学阶段对他影响最深刻的老师。柯俊为当时的金属物理专业开设了“位错理论”课程,“我第一次知道,在‘傻大黑粗’的钢铁中,也有这么漂亮的物理模型能够建立”。这项在当时未被公认的理论后来成为材料科学的基础理论,是柯俊将它带回中国的。

                                                                                                                                                                            其实,和钢铁打了一辈子交道,柯俊有时候也会变得像钢铁一样坚硬。他曾给自己指导的博士生投弃权票,也曾不顾考古学界早已形成的关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人工冶铁器和铝器国家的结论,在实验室反复模拟测试,找出论证的漏洞,证明古代中国没有掌握相应的冶金技术。柯梭甚至最终说服了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派来的工作组,使他们放弃了先前的结论。

                                                                                                                                                                            上世纪70年代,我国的人均钢消费量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面对“钢铁是夕阳产业”“美国都出手钢铁大楼了”的质疑声,他写下专题报告《驳钢铁工业是夕阳产业》送交冶金部,最终得到了支持,指导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钢铁制造工艺研究。

                                                                                                                                                                            柯俊相信“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传统金属材料是工业的粮食”。在我国镍供应长期短缺的情况下,柯俊研究替代合金,解决了哈尔滨仪表厂濒临停产,制造军用雷达变压器所需材料严重匮乏的窘境。他研制出的硅钢至今仍是小型变压器使用的材料。

                                                                                                                                                                            研制硅钢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他成为“被改造对象”,既要给科研组出主意,还要负责杂活累活。柯俊常常在寒冬骑着三轮车,花半个小时把液氨瓶从中关村运送到几公里外的钢铁学院。

                                                                                                                                                                            钢铁像是铸进了柯俊的骨髓深处。年轻时候进入河北工业学院学习,他没有经过太多思考就选择与钢铁有关的化工系。年仅19岁,柯俊就发表了文章《耐蚀合金钢》,预言了当时缺点多的矽钢、铬钢、钒钢的使用前景。

                                                                                                                                                                            他曾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理论金属学系的终身讲师。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所长、德国马普钢铁研究所所长和印度国家冶金研究所副所长都曾力邀他加入自己的团队进行研究。但留学生涯结束,他坚持要回到中国,“我来自东方,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一吨钢在那里的作用,远远超过一吨钢在英美的作用”。

                                                                                                                                                                            柯俊成长于中国最软弱、钢铁最匮乏的时代,作为武汉大学搬迁前的最后一届毕业生,他曾负责长江中下游地区重型工业的内迁,包括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直到武汉失守前夜,柯俊才乘船离开。

                                                                                                                                                                            在颠沛流离中逃难、求学成为他早年人生的底色。许多年后,他在病榻上仍然向学生们回忆,“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自己在位于郊区的中学上课。当时炮火声不绝于耳,日军已经进城了,他也没法回家,只能连夜扒着煤车到天津求学,几个月后才重新联系上家人。在英国结婚时,他坚持把结婚日期选在了9月18日。

                                                                                                                                                                            后来,他到印度负责运输战时援助物资。那里有亚洲第二大钢铁厂塔塔钢铁厂,柯俊一有空就过去学习高速钢的制作。那时,中国还没有掌握这种用途广泛的工具钢的冶炼技术。他还调研当地工业发展情况,写下了两篇对印度工业体系的观察文章,发表在《新经济》上。

                                                                                                                                                                            从英国回来前,柯俊留下了一笔钱,在英国长期订阅最前沿的杂志寄回国内,它们成为后来国内科学研究的珍贵资料。他还考察了西欧主要的高等院校和工业研究所,利用人脉获得了德国马普研究协会实验大楼和工厂的设计图纸,沈阳金属研究所因此得以在短时间内建成。

                                                                                                                                                                            柯俊带回的,还有英国下午茶的习惯。韩汝玢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柯俊常常组织教授、学生利用下午茶的时间交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条件不好,“就是在他家里,只有茶,连饼干都没有”,但大家通过下午茶联络了感情,“那时改革很多,运动很多,但我们关系一直很好”,很多重要的点子也是在交流中“碰撞”出来的。

                                                                                                                                                                            李静波几乎每天都看到柯俊去实验室工作。他说,这是柯俊把英国大学里的工作习惯带回了国内。

                                                                                                                                                                            韩汝玢最后一次见到柯俊,是他101岁生日的时候。柯俊曾经强烈拒绝别人为他过100岁生日,对朋友和学生生起气来一点情面也不留。他变得越来越固执,住进医院后会猛地拔掉胳膊上的针管,一点药都不肯吃。过去平易近人的他,只和很熟悉的人说话。

                                                                                                                                                                            在岁月的冲刷下,他的身体逐渐锈蚀,但他一直订阅学术期刊,看到好的文章就折起来,托人送到学校。

                                                                                                                                                                            7月27日柯俊住院前给韩汝玢打了一个电话。讲了20多分钟,韩汝玢才听明白情况。电话那头,柯俊断断续续的讲话声和医院里匆忙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他说自己可能没法再从医院出来了,声音很没底气,我当时就哭了”。12天后,柯俊在医院逝世。

                                                                                                                                                                            根据柯俊的遗愿,他的遗体捐献给母校武汉大学用于医学教学和科学研究。七十多年前,柯俊曾组织天津地区的“一二·一八”抗日示威游行,然后逃难、辗转来到武汉大学求学。在那里,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并在战乱年代度过了美好的大四时光。

                                                                                                                                                                            实习生 王嘉兴 (本文部分资料参考《柯俊传》)

                                                                                                                                                                            云南农民田兴儒想找回他20年前的1万元钱,为此,他已经花了15年,并且不知还要再花多少个年头。

                                                                                                                                                                            这些年里,从住房到日用品都在涨价,1万元已经不太值钱了。但当年,在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江六村,一个距离中国和越南边境不足40公里的山村里,“万元户”田兴儒是令人羡慕的能人。

                                                                                                                                                                            他的财产寄托在一个巴掌大小的红色塑料本上。里面一行一行,是一笔一笔精确到分的手写数字。数字记录了这位农民的精打细算:有一次他存入了整整800元,还有一次,他支取过100元。

                                                                                                                                                                            与银行存折一样,红本显示了存款余额及利息。不同的是,他存钱的“银行”已经消失了。

                                                                                                                                                                            边角发黑的红色塑料本,封面印着“救灾扶贫互助储金会会员证”几个漆金字。这个会员证所代表的储金会制度,一度轰轰烈烈在农村推行,后被紧急叫停。

                                                                                                                                                                            但今天,71岁的田兴儒等个别农民仍揣着当年的会员证,承受着烂账的代价。那是他们拥有的唯一证据。

                                                                                                                                                                          厚厚一叠钞票,“揣在胸口焐了几天”,才加入了储金会

                                                                                                                                                                            田兴儒加入江六村的储金会时,这项制度其实正在走向终点。

                                                                                                                                                                            当时他并不知道,1986年兴起于江西农村的储金会,曾被当作“救灾扶贫的一种新形式”推广。1986年,江西遭受了特大旱灾,储金会在救灾扶贫中起到了特殊作用。

                                                                                                                                                                            储金会是我国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索之一。民政部1991年的一份文件中,将储金会与敬老院、福利厂称为农村社会保障网络的“主干”。

                                                                                                                                                                            当年的研究者,将储金会定义为“农民群众将自己分散的钱、粮聚集起来,用于解决自己问题的互助自治组织”。

                                                                                                                                                                            西畴县民政局一位官员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当时根据“上面的要求,各村都要成立(储金会)”。西畴县69个村委会,民政局给每个行政村都下拨了1万元发展资金,“管理和运作都是靠村委会自己”。

                                                                                                                                                                            据江六村党总支委员会书记田兴培回忆,江六村的储金会成立于1994年。当时农民申请贷款要去镇上的银行,手续繁多,常常会耽误耕种。储金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缓解农民贷款难的问题。

                                                                                                                                                                            时任江六村委会王龙自然村村民小组副组长的李加祥,依然记得储金会进村宣传的场景。“政府来的人”和村干部将农民聚集在不大的广场上动员,存款就能入会,“不仅用钱方便,利率也比银行高”。

                                                                                                                                                                            村民魏声琼认为,当时最令人心动的,不是“扶贫互助”的口号,而是远远高于银行的“年息2分”,存入1000元一年可得200元利息。

                                                                                                                                                                            1994年,魏声琼作为村委会里的计划生育干部,首先响应号召,存了3000元。当时储金会的办公室就设在她办公室隔壁,每天都有人登门。

                                                                                                                                                                            但1998年10月21日,民政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1998]126号),发出了《关于清理整顿“农村救灾扶贫互助储金会”的紧急通知》,规定储金会一律不得办理或变相办理存贷款业务。

                                                                                                                                                                            这份紧急通知指出:“整顿工作自1998年下半年开始,主要任务是立即停止储金会办理或变相办理存贷款业务;凡此前办理或变相办理过存贷款业务的储金会和需撤销的储金会,必须尽快制定债务偿还、资产处理、机构撤销和人员安置方案,各省级民政部门要在1999年6月底前向民政部报告储金会整顿工作情况,接受有关部门的检查验收。”

                                                                                                                                                                            但在偏远的江六村,田兴儒对此并不知情。

                                                                                                                                                                            “本来我也不想把钱存在里面,当时他们来村上宣传动员,有钱的农户可以把钱存进去,结果就像丢在洞洞里头,到现在一直拿不走嘛。”他有些委屈地说。

                                                                                                                                                                            谨慎的田兴儒最初对储金会保持了观望态度。他年轻时在生产队里是挣得工分最多的那个,靠着为镇上修路、帮人干农活所得一分一角的积累,到20世纪90年代,已攒到1万元存在银行里,属于当时颇受羡慕的“万元大户”。

                                                                                                                                                                            1998年4月27日,在储金会即将面临清理整顿的几个月前,他终于成了会员。是“政府的人”来到他所在的村子宣传,让他吃了颗定心丸。而更让他下定决心的,是夫妻已过半百的年纪。

                                                                                                                                                                            在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还不完善的那个年代,他怕孩子将来“舍不得钱”养老,打算为自己留点钱用,从银行取出存款,存进了储金会。

                                                                                                                                                                            有同样考虑的还有同村的王家佑,从小患有甲亢的长子让他忧心忡忡。他步行了一个小时到镇上,从银行取出7000元积蓄,厚厚一叠钞票,“揣在胸口焐了几天”,才终于下定决心。

                                                                                                                                                                            红色塑料硬壳小本担当了简陋的“存折”功能,上面盖着储金会的“专用章”,最后一页印着7条“会员权利和义务”,包括“自愿申请集资的村民均可成为本会会员”等。经办人是当时管理储金会的村支书、主任和专门的出纳,刻着他们名字的红章盖在每一条“入”“取”记录之后。

                                                                                                                                                                          全县96%的村都已解决,这个村“新官不认旧账”

                                                                                                                                                                            存钱的头两年,储户会时不时拿着证书去核对账目。有些人存本取息,而田兴儒“觉得自己还年轻”,把利息也继续放在里面,希望它一直滚下去。

                                                                                                                                                                            虽然民政部1998年就通知清理整顿储金会,但直到2000年,田兴儒才发现有点不太对劲。他去取钱时,“不要说利息,连本金也取不走了。”

                                                                                                                                                                            这时他开始认真研究,才发现那7条“会员权利和义务”中,第三条是“遵守储金会的规章制度”,但他从没见过“规章制度”,而会员“有退会自由的权利”和“对会内事务有质询和提意见的权利”,也从没兑现过。

                                                                                                                                                                            村民李茂艳也傻眼了。她的女儿小学毕业,儿子即将上高中,急需用钱的时候却取不出钱,家里最后让女儿辍学打工。

                                                                                                                                                                            田兴儒去村委会询问,得到的解释却是,“储金会早已不在了,新官不认旧账”。

                                                                                                                                                                            如今,在以老人和小孩为主的江六村,了解储金会的年轻人也已寥寥无几。一个年轻村民说,这个名词听起来像是“非法集资”。

                                                                                                                                                                            “储金会早就名存实亡了,这个机构已经不存在了,没有‘利滚利’地滚下去了。”负责储金会清理工作的西畴县民政局基层政权建设股股长侬兴莲说。

                                                                                                                                                                            据她介绍,清理工作一直在进行,96%的村都已解决,但江六村涉及的欠款农户较多。

                                                                                                                                                                            江六村到底还有多少农户受困于储金会,县民政局和村委会都没有告知记者数字。

                                                                                                                                                                            田兴儒联合同病相怜的村民,统计了一个存款名单。在这个名单上,存了3000元、5000元的都有。总金额为8万多元。

                                                                                                                                                                            西畴县现任民政局局长王绍林向记者反复强调,“当时的初衷是最好的”。

                                                                                                                                                                            他说,村里的困难户到银行贷款,没有什么可以抵押,也找不到担保人,很难贷到款项,没有办法脱贫。储金会成立后,“贷款”就可以直接由村委会操作,既便利省事,大家也不用花车费去镇上。

                                                                                                                                                                            田兴培记得,当时规定,500元以下的贷款放款由村委会决定,500元以上的贷款必须由镇民政部门批准,才能放款。

                                                                                                                                                                            但当2000年田兴培接手村务时,储金会交到他手上的只有两本账本,和一堆他也算不清的欠款数字。这时他才发现,当时管理账目的村支书并没有遵循规则,大量资金被放给了亲属做生意,结果因经商失败无力偿还,“一个接一个后,储金会就开始垮了”。

                                                                                                                                                                            早在清理储金会之前,已有村庄觉察出了问题。与江六村相隔7公里的磨合村也成立了储金会。磨合村原村支书告诉记者,当年镇里十分重视这项工作,还曾组织村干部去模范村专门学习。但由于贷款的人多、存款的人少,不到两年,磨合村储金会只剩下不到1万元。入不敷出,他们只好向县民政局报告,解散组织,将本金连同利息还给了储户。过了没多久,整个县的储金会也停办了。

                                                                                                                                                                            但在江六村,直到1999年,储金会仍未停下扩张的脚步。王家佑在1999年10月将7000元存入储金会,甚至连红本都没得到,只有两张纸条作为证据,一张印制着“安乐办事处储金会会员存款单”抬头——安乐是另一个行政村,另一张像是从某页信纸上匆匆撕下来,用复写纸印上“存款金额五仟元”的字样。

                                                                                                                                                                            现在,他手里的纸条泛黄发脆,出现裂缝。

                                                                                                                                                                          当年他存钱所防备的衰老,终于找上门来,而他的钱还不知何时回来

                                                                                                                                                                            储金会的运转硬生生地卡在了世纪之交的前夜,也如一块鱼骨,卡在了这些农民的喉咙里。

                                                                                                                                                                            田兴儒已数不清,从2002年开始,自己跑了多少次镇上、县里。“政府的楼梯都跑害羞了(意为跑怕了)。”他形容。

                                                                                                                                                                            村委会以“新官不理旧账”拒绝了他,而当年管理财务的3个村干部,也互相推说钱不在自己口袋。找信访办、民政局,都有人客气地接待,但记录完情况后让他回去等待结果,没有了下文。

                                                                                                                                                                            他曾代表储户去县民政局反映情况,得到的回应是:“储金会是政府行文叫成立的,我们也管不了啦。”他又向县人民法院起诉储金会,法院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是政府行为,应找政府解决,故不予受理”。

                                                                                                                                                                            他还曾向法院咨询,能不能起诉当年从储金会贷款未还的欠款方。法院答复说,这个是“非法组织”,不符合国家规定,属于社会上的高利贷,所以不能受理。

                                                                                                                                                                            在江六村“精准扶贫攻坚战”办公室里,田兴培向记者出示了当年的账单,颇为为难地表示,他大致了解储金会入不敷出的内幕,但村委会没有法律手段追回欠款。

                                                                                                                                                                            他告诉记者,“如果把所有欠账的钱收起来,付给他们存钱的会员以后,可能还剩好几万”。但他又摇了摇头,无奈地说,“但是收不到啊”。

                                                                                                                                                                            2004年,村委会想了个办法,让陆陆续续来还钱的人与存钱的人“兑账”,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2011年,少部分消息灵通者率先兑回了一点本金,但是大部分款目依然停留在账本上。

                                                                                                                                                                            县民政局局长王绍林表示,目前首先要做的是清理财务,调查清楚钱到底在哪里。如果是在以前村干部的手中,被他们挪用了,要让他们退回来,融入到扶贫资金里。若是在本身就很困难的群众手里,还不起钱,只好算了。

                                                                                                                                                                            “我们在制定方案,但是还需要一段时间,最近扶贫任务太重了。”他告诉记者。

                                                                                                                                                                            如今,村里的头等大事是“扶贫攻坚”。田兴儒所在的村民小组被选为示范村,家家户户从山上移到了半山腰的公路旁,造了新房,刷了石灰,贴了瓷砖,门前的路也用水泥铺得平平整整。

                                                                                                                                                                            今年年初,他的两个儿子也修了两栋并排的砖房,上海援建项目帮助出一点,政府垫一点,自己贷十几万元。儿子儿媳都出去打工了,每月收入大部分都用来还房贷,留老两口看守新房。

                                                                                                                                                                            这位老农依然每天挽起沾满泥点的裤腿,在山间不多的土地上见缝插针地耕作,养鸡喂猪,为小辈还债分担一点压力。

                                                                                                                                                                            每个季度,田兴儒都会收到银行提醒还贷的短信。他有点不服气:“现在欠的钱我们要老老实实还,可是当时欠我们的钱却要不回来。”

                                                                                                                                                                            漫长年月里,田兴儒不断听到当年存钱的村民离世的消息。有的储户得了癌症,却取不出钱去医治,去世留给家人的,就是这个小红本。“人死账烂”,他觉得,后人“没抱太大希望能追回来”。

                                                                                                                                                                            田兴儒庆幸自己身体还算健康,得继续追下去,“至少要帮着大伙把本金要回来”。

                                                                                                                                                                            他始终想不通,储金会已被“清理”了,为什么糊涂账没有得到清算?他的1万元,仍只是红色塑料本上一串串年深月久褪色而日益模糊的数字。他仍期待,那些数字还能换回早已改了新版的钞票。

                                                                                                                                                                            即使能追回来,他也清楚,这些数字所代表的东西在缩水。

                                                                                                                                                                            他的身体也在缩水。从56岁到71岁,他常常觉得“一混就过一年”,腰慢慢弯了,肩膀也塌了下来——当年他存钱所防备的衰老,终于找上门来,而他的钱还不知何时回来。

                                                                                                                                                                            (江山)

                                                                                                                                                                            最近一段时间,国外多家电视台都制作了纪念戴安娜的纪录片和节目。其中,美国HBO和英国ITV的纪录片《我们的母亲戴安娜:她的生平与传承》以戴安娜两个儿子——威廉和哈里王子的视角,回顾了这位英伦王妃的一生。而这也是威廉和哈里王子首度在荧幕上谈及母亲。

                                                                                                                                                                            热心公益事业的王妃

                                                                                                                                                                            戴安娜1961年出生在英国贵族家庭斯宾塞家族,是家里四个孩子里的老三。1967年,父母婚姻破裂,她与两个姐姐和弟弟随父亲一起生活。

                                                                                                                                                                            1981年7月29号,戴安娜20岁那年,同英国王子查尔斯举行了盛大的“世纪婚礼”。从此,这位年轻而富有活力的王妃走进公众的视野。

                                                                                                                                                                            婚后的戴安娜致力于公共服务,流浪群体是她接触到的首要社会问题之一,她曾亲自走进伦敦“最糟糕”的一些街区,去看看街上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在公众对艾滋病缺乏认知和了解的1980年代,她在媒体面前与艾滋病患者的一次握手,向公众发出了破除偏见和恐惧的信号,也赢得了英国民众的喜爱。

                                                                                                                                                                            希望让儿子“过普通人生活”

                                                                                                                                                                            相对于王妃的身份,戴安娜更珍惜作为一名母亲的时光。她尽可能地让自己的儿子威廉和哈里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带他们去吃汉堡,偷偷溜去bf88必发院看bf88必发,开着车载他们去乡间小路兜风……

                                                                                                                                                                            当威廉和哈里回忆起戴安娜,最常提到的就是母亲的“有趣”。哈里说:“每当有人问我,你说她很有趣,给我举个例子吧,那时我脑中就会就会回响她的笑声。”

                                                                                                                                                                            不过,1996年8月,戴安娜和查尔斯“公主和王子”的童话走到了终点。离婚一年后,戴安娜在巴黎因车祸去世,年仅36岁。

                                                                                                                                                                            她的死震惊了英国,也给两个儿子的生活蒙上阴影。那一年,威廉15岁,哈里12岁。

                                                                                                                                                                            今年,威廉与哈里在戴安娜逝世二十周年首次在纪录片中露面谈及母亲。两人表示,对母亲最后的记忆,是一通电话。1997年8月,他们正在苏格兰高地度假。因为贪玩,他们心急的挂断了戴安娜打来的电话。这次简短的通话,成了两人一生的遗憾。

                                                                                                                                                                            继承母亲“遗产”:威廉哈里积极参与慈善

                                                                                                                                                                            20年后的今天,除了在心中怀念母亲,威廉和哈里也继承了戴安娜生前热心的事业。

                                                                                                                                                                            现在,威廉是伦敦流浪者收容中心“旅途之家”的常客。在那里,他常和流浪者们坐在一起,像朋友一样闲聊。当年他12岁时,正上戴安娜带他第一次拜访了“旅途之家”。

                                                                                                                                                                            去年的世界艾滋病日,哈里前往巴巴多斯,鼓励人们进行血液测试,阻止艾滋病传播。

                                                                                                                                                                            此外,威廉也继续着母亲与丧亲儿童慈善机构的关系,成为英国丧亲儿童慈善机构的赞助人。

                                                                                                                                                                            20年过去了,提起戴安娜,人们仍然会感叹她充满传奇也充满遗憾的一生。不过,最让人难忘的,还是她曾向世界传递出的善良与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