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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一肖中特--百度 知道

                                                                                                                                                                          香港一肖中特携手博彩世家特别推出2017年最新《网络》《赌场》排行,《顶级信誉》 ,提现1-5分钟到账。
                                                                                                                                                                            

                                                                                                                                                                          本报记者 宋兴国

                                                                                                                                                                          实习生 李晓蕾 北京报道

                                                                                                                                                                          波诡云谲的2016年北京楼市,终于有了官方定论。

                                                                                                                                                                          7月11日,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了《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白皮书(2017)》(以下简称《白皮书》),数据显示,北京市2016年新建商品房供给创下五年来的最低点,政策压制下维持了低水平的供需平衡,二手房的市场主导作用进一步稳固。价格方面,2016年北京房价前涨后稳,四季度价格基本稳定。

                                                                                                                                                                          《白皮书》强调,北京市2017年将继续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继续坚定不移加强和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确保2017年房价环比不增长”。

                                                                                                                                                                          分析人士指出,在土地和住宅供应连续多年下滑的背景下,北京一方面依靠调控政策,强力抑制市场投机需求;另一方面,加大限价房、自持租赁房、保障房等住宅用地供应,满足市场真实的刚性需求。

                                                                                                                                                                          而随着7月4日,上海推出两宗“只租不售”的租赁住房用地,让一线城市的企业自持租赁房再次成为焦点。在“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现行逻辑下,租赁市场如何发展,或将成为影响北京楼市的新“X因素”。

                                                                                                                                                                          存量时代:

                                                                                                                                                                          二手房量价齐涨

                                                                                                                                                                          北京楼市已经全面进入二手房销售为主的“存量时代”。

                                                                                                                                                                          数据显示,2016年北京新建商品住房上市659.1万平方米、4.62万套,同比分别减少32.4%、40.8%,供应量为近5年来最低水平,相比2012年下降近半。

                                                                                                                                                                          销售层面,二手房市场与新房市场出现明显分化。数据显示,2016年北京全市商品住房成交32.6万套,同比增加15.6%。其中,新建商品住房销售5.8万套,同比减少32.4%,二手住房销售26.8万套,同比增加36.7%。

                                                                                                                                                                          这也使得房地产投资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白皮书》显示,2016年北京市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4045.4亿元,同比减少4.3%,增速比上年下降12.4个百分点,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7.8%,同比下降5.1个百分点。其中土地购置价款1953.6亿元,同比减少8.7%。

                                                                                                                                                                          值得注意的是,二手住房与新建商品住房销售套数之比由2015年的2.2:1 提高至4.6:1。这显示北京楼市踏入“存量时代”,二手住房销售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

                                                                                                                                                                          价格方面,受调控影响,北京楼市体现出前涨后稳的态势。新建、二手住房价格指数由1月环比上涨1.1%、2.3%扩大至9月的4.9%、5.7%;“930调控”后,10月的新建、二手住房价格指数大幅回落至0.6%、1.1%,并在随后两个月进一步下滑。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土地规划研究中心主任严金明表示,在供给相对乏力的情况下,北京楼市调控政策压制了部分市场需求,使得市场维持在较低的供需平衡状态下,有利于楼市价格的平稳。具体来看,政策主要以增加供应,满足真实的刚性市场需求和进一步抑制投机需求的思路为主。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指出,2017年上半年土地供应的节奏有所加快,上半年土地交易破千亿。从趋势来看,今年下半年到2018年,土地供应可能会持续加快。

                                                                                                                                                                          市场关注“租赁住房用地”

                                                                                                                                                                          在“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下,北京的住房保障成为施政重点。《白皮书》中指出,如何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完善适合本市特点的住房保障制度,实现住房保障事业提质增效,依然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

                                                                                                                                                                          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北京特色的住房保障制度,其实早有端倪。总的来说,就是北京此前提出的“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撑,高端有市场”。

                                                                                                                                                                          他指出,针对这一目标,目前北京主要依靠自住房、公租房和去年底推出的企业自持租赁房来满足低端居住需求;同时,北京在2017年明显加大了土地供应力度,其中比重较大的限价房,则主要针对中端改善需求。

                                                                                                                                                                          《白皮书》中也明确提出,应当加快推进北京市住房租赁地方立法,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方向,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秩序,保障租赁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房屋租赁市场健康发展,使“租房住”成为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重要方式。

                                                                                                                                                                          因此,租赁市场的发展成为市场聚焦点。其中,公租房与自持租赁房,被认为是北京租赁市场的两大亮点。

                                                                                                                                                                          其中,公租房已经成为保障房建设的主要部分。数据显示,2016年北京市保障房配租配售量达9.66万套,同比增加1.86万套,其中公共租赁住房配租95788套,占到绝大多数。

                                                                                                                                                                          另外,北京去年推出的自持限价地块,也被认为将会是北京租赁市场的一大增量。

                                                                                                                                                                          所谓自持限价,就是指“土地限价+商品房入市限价”的双重限制。在规定了地块商品房销售价格上限的同时,当竞买报价达到土地合理上限价格时,则不再接受更高报价,转为现场竞报企业自持商品住房面积比例程序,比例高者为竞得人。

                                                                                                                                                                          不过,新增租赁住房用地,能否解决一线城市的租房问题,还存在分歧。

                                                                                                                                                                          链家研究院院长杨现领近日撰文指出,一线城市租房需求集中在交通便利、配套设施相对完善的成熟区域,租房需求的核心偏好是车程足够短,离工作地点足够近。而新增土地供应一般远离市中心,这些潜在供应能否满足市场真实供应暂时存疑。

                                                                                                                                                                          杨现领预判,一线城市未来会形成“2:2:6”租赁市场基本格局。具体而言,20%的租赁供应来自于新增开发,这部分将主要由开发商和政府提供;20%的租赁供应来自于存量住宅的更新改造,且后续由机构出租和管理;60%的租赁供应来自于存量闲置房源的流通和管理。

                                                                                                                                                                          《白皮书》也提出,后续将完善“限房价、控地价”地块企业自持住房租赁的管理办法。

                                                                                                                                                                          近年来,网购大促时电商平台要求商家“二选一”的现象不断发酵,今年争议尤甚。

                                                                                                                                                                          “从2013年开始,天猫就要求商家在‘双11’时‘二选一’,但今年‘618’时力度前所未有的大。”一位要求匿名的商家7月11日告诉记者。

                                                                                                                                                                          “如果不接受天猫的‘二选一’,商家会被警告不能出现在天猫的活动会场、消除商品品类入口、搜索降权等,甚至只能通过精准搜索才能在天猫上找到商家。”上述商家说。

                                                                                                                                                                          7月12日,京东和唯品会发布了关于联合抵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声明,声明写道:近期,不断有商家分别向京东和唯品会反馈:某电商平台利用其市场垄断地位,以各种方式要求商家签署所谓的“独家”合作,并从京东和唯品会等平台退出,否则将会受到削减活动资源、搜索降权、屏蔽等处罚。

                                                                                                                                                                          对于电商促销中频发的“二选一”现象,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认为,这是否限制了商户的自由选择权,是否抑制了相关市场的竞争,监管部门要有明确的表态。

                                                                                                                                                                          “二选一”持续发酵

                                                                                                                                                                          “618”落幕,但“二选一”话题却升级。继女装品牌裂帛6月18日在京东关店后,另一个女装品牌七格格6月19日退出京东。对此,京东6月20日发声明称,“针对个别女装商家向京东提出了关店的要求,这不是第一次,肯定也不是最后一次。”

                                                                                                                                                                          另一名服装品类商家告诉记者,今年“618”之后,天猫要求与其签订独家合作协议。要求其关闭包括在京东、唯品会、当当等其他电商平台的品牌店铺。

                                                                                                                                                                          上述匿名商家说,“天猫提供的这种独家合作协议针对的是全部平台,但其实只在乎京东,少数也针对唯品会”。他介绍,“二选一”的方式有多种:一种是在其他平台关店;一种是不在其他平台进行任何促销;一种是特殊时段不在其他平台促销,主要集中在“618”、“双11”、“春季和秋季新风尚”期间。

                                                                                                                                                                          “如果选择关店,那么天猫会对商家允诺资源倾斜,比如搜索加权、位置更好的广告位等,”他说,“但即使获得倾斜,大品牌商家也无法弥补在其他平台关店的损失。”

                                                                                                                                                                          “如果不接受天猫的‘二选一’,商家会被警告不能出现在天猫的活动会场、消除商品品类入口、搜索降权等,甚至只能通过精准搜索才能在天猫上找到商家。”上述匿名商家说。

                                                                                                                                                                          “对商家来说,选择什么平台、什么模式,应该是由充分的市场竞争形成,而不是人为设定一个格局。至于哪个平台更好,应该是由消费者来说。”上述服装品类商家说。

                                                                                                                                                                          相关监管不能缺位

                                                                                                                                                                          京东方面7月12日对记者表示,目前除声明外没有其他披露内容。唯品会公关部门人士则告诉记者,本次唯品会联合京东发声纯粹是本着维护市场公平健康有序发展的目标,其他情况主要以官微发布的声明为准。

                                                                                                                                                                          声明所指虽未“点名”,但阿里巴巴公关部门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提供了一份《天猫对“碰瓷式竞争”的声明》,其中称: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某些电商公司一旦遇到竞争,就把“二选一”当做有效的碰瓷手段,对公众,市场甚至主管部门进行误导、混淆和情绪煽动。

                                                                                                                                                                          “电商平台要求商家‘二选一’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需要考虑特定条件。如果商家与平台在网购促销活动之前签订的不是独家合作或是其他排他性合作协议,平台在大促期间以威胁等手段要求商家‘二选一’,就涉嫌不正当竞争。”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告诉记者。

                                                                                                                                                                          2015年10月1日,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了《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活动管理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其中要求,网络集中促销组织者不得违反《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限制、排斥平台内的网络集中促销经营者参加其他第三方交易平台组织的促销活动。

                                                                                                                                                                          《法制日报》6月23日报道称,该《暂行规定》出台后,经历了2015年的“双11”,2016年的“618”“双11”和今年的“618”等电商平台发起的集中促销活动,虽然每次“二选一”都在上演,但没有看到执法部门对此现象采取行动。

                                                                                                                                                                          “对于这种说法不一、莫衷一是的市场行为,对于面对两难选择的商户,监管部门应该给一个说法,引导电商平台的行为,兴利去弊。”时建中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监管,大多采取大促前召集电商平台提醒注意要点等行政指导手段,而不是对‘二选一’进行处罚的手段,主要原因是取证难,商家相对于平台处于弱势,两头都不愿意得罪。”李俊慧说。

                                                                                                                                                                          “监管部门对于市场的监管,既包括个案调查也包括整体运行情况的监督,个案调查有严格的行政执法要求。”时建中说。他强调,只有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市场才能真正地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相关法律如何修订?

                                                                                                                                                                          现实中对“二选一”监管难,还与《暂行规定》未明确罚则有关,其仅规定网络集中促销组织者违反上述规定的,依照《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查处。

                                                                                                                                                                          目前,《反不正当竞争法》正在修订之中,已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草案直接涉及互联网经济的只有第十四条,列举了四类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在互联网领域从事影响用户选择、干扰其他经营者正常经营的行为。

                                                                                                                                                                          同济大学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旭认为,上述规定主要是针对国内搜索引擎业务、安全软件业务中曾出现的恶性竞争行为,很难解决电商行业涉嫌不正当竞争的纠纷。

                                                                                                                                                                          值得注意的是,工商总局2016年3月提交给国务院审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曾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相对优势地位,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方的交易对象。

                                                                                                                                                                          但此条文没有出现在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中。时建中认为,规范相对优势地位是必要的,但是应由反垄断法规制,他建议加快启动反垄断法的修改进程。

                                                                                                                                                                          在此情况下,可供依据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即“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

                                                                                                                                                                          “法律不可能穷尽列举所有的不正当竞争情形,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有关部门是有一定能力根据这个一般条款进行判断的。”李俊慧说。

                                                                                                                                                                          实习生 姚润霞 北京报道

                                                                                                                                                                          7月12日上午,苹果公司宣布,将投资10亿美元在贵州省贵安新区建设iCloud数据中心。这是苹果公司在中国的第一个数据中心。

                                                                                                                                                                          苹果公司在声明中提到,选择贵州,除了让用户体验速度和可靠性,还包括“符合相关新规,这些规定要求在中国的云服务由本地企业来运营”。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近年国外互联网公司看好中国市场,除了苹果,亚马逊正在宁夏建设数据中心,在《网络安全法》实施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未来或有越来越多的外资公司在中国建数据中心。

                                                                                                                                                                          重要数据本地化储存

                                                                                                                                                                          iCloud 关联着所有苹果设备用户的数据,包括照片、文档、通讯录、短信、浏览器、密码等数据信息。

                                                                                                                                                                          在7月12日的声明中,苹果公司表示,新增的数据中心将使我们得以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速度以及可靠性,同时也符合相关新规。

                                                                                                                                                                          贵州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大数据局局长马宁宇在12日的发布会现场表示,项目实施落地后,中国用户数据将逐步存储在中国大陆的数据中心,“这是鉴于中国网络安全法,与国际科技巨头合作的一个案例”。

                                                                                                                                                                          在此前的7月11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相关部门公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中国《网络安全法》实施也刚满月。

                                                                                                                                                                          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九条规定,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因业务需要,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按照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进行评估;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处长肖彪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过去中国没有相关法律或条例针对数据出境进行明确及详细的要求或约束。而上述条例明确了数据出境需要经过安全评估,由国家网信部门统筹协调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工作,指导行业主管或监管部门组织开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中国市场是苹果公司业绩增长最快的市场,苹果公司在声明中也强调了用户数据安全,声明称“Apple拥有强大的数据隐私和安全保护机制,并且不会在任何我们的系统中创建后门”。

                                                                                                                                                                          对贵州的意义

                                                                                                                                                                          具体的合作细节方面,苹果公司称,将在贵安新区注册实体公司,与云上贵州公司合作建设iCloud贵安新区主数据中心,由云上贵州公司运营,苹果公司提供技术支持。云上贵州公司将运营支撑iCloud服务的全国数据中心,主数据中心将在贵安新区建设。

                                                                                                                                                                          苹果声明还表示:“经过仔细考量后我们决定选址贵州。贵州省政府的领导力和他们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尤其让我们印象深刻。”

                                                                                                                                                                          对于迫切想发展大数据的西南偏远省份贵州来说,苹果的到来意义重大。

                                                                                                                                                                          马宁宇介绍,苹果公司iCloud项目,是贵州省实施大数据战略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用户服务范围最广的项目,将会对全省云计算产业发展产生巨大的引领作用。

                                                                                                                                                                          此前在北京召开的贵州大数据招商会上,贵州省长孙志刚在介绍贵州的优势时总结称,贵州注重开展先行先试,获批建设全国首个国家级别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国家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和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试验区,贵州在平台建设、机制建设、标准建设、法规建设等多个方面实现了全国率先,现在谈大数据必谈贵州。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云上贵州公司方面了解到,跟苹果公司的合作,公司从参到项目达成跟踪超过一年。

                                                                                                                                                                          云上贵州是贵州省政府国资委下属的大数据公司。据贵州方面人士透露,未来围绕这一项目合作,双方还有望展开其他方面的衍生合作。

                                                                                                                                                                          在今年4月份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2016”中,北京和上海列为最有可能成为世界服务业的中心城市。

                                                                                                                                                                          换句话来说,北京在服务业上的发展,瞄准纽约、东京、伦敦、巴黎等全球服务业中心城市。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北京在服务业上继续扩大开放。

                                                                                                                                                                          7月11日,国务院批复同意了《深化改革推进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持续放宽服务业重点领域市场准入限制,这次加大对外开放的领域涉及科学技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金融服务、商务和旅游服务、健康医疗服务等。

                                                                                                                                                                          《方案》指出,激发服务业市场活力,更加注重发挥首都服务业开放试点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试点工作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的水平,打造区域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努力为国家服务业对外开放积累新的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2016年,北京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80%,全国各省区市中高居第一位。

                                                                                                                                                                          再次扩围

                                                                                                                                                                          2015年5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北京开展为期3年的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当时聚焦在科学技术、互联网和信息、文化教育、金融、商务和旅游、健康医疗六大重点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面向各类资本的开放,降低或取消外资股权比例限制、部分或全部放宽经营资质和经营范围限制等。

                                                                                                                                                                          据2017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到2016年底,北京完成试点任务的80%,形成可复制推广的8项体制机制创新,催生了10种新业态。

                                                                                                                                                                          而继上述试点方案实施两年后,北京开放的服务业领域迎来新一轮扩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这次“深化改革”方案,继续聚焦六大领域,放宽更多细分领域的限制。

                                                                                                                                                                          具体包括,允许外资进入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行业,放宽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的资质要求;选择文化娱乐业聚集的特定区域,允许外商投资设立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娱乐场所,不设投资比例限制;研究允许新设或改制成立的外商独资银行或中外合资银行,在提交开业申请时可以同时申请人民币业务;进一步降低投资性公司、人才中介机构的外资准入门槛,探索密切中国律师事务所与外国及港澳台地区律师事务所业务合作的方式与机制;允许在京对符合条件的在国外研发的药品开展临床试验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刘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北京进一步深入探索服务业开放模式,有利于提升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益,带动服务业整体转型升级。

                                                                                                                                                                          他指出,新的试点方案总体上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在文化艺术、人力资源服务、银行等行业放宽了准入门槛,有效回应了各类市场主体对扩大开放的需求。

                                                                                                                                                                          北京社科院副院长赵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北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如何扩大服务业开放,目录中新加的内容,是与北京这几年产业转型、城市转型相适应的。比如北京新机场的建设,要打造临空经济区,原来制约较多,这次允许外资进入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行业,有助于相关产业发展。

                                                                                                                                                                          推进金融管理制度创新

                                                                                                                                                                          北京服务业中,金融、信息、科技高端服务业起到重要支撑作用。2016年,这三项服务业占北京经济比重近四成,对北京当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一半。

                                                                                                                                                                          具体而言,2016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为24899.3亿元,可比增长6.7%。其中金融业实现增加值4266.8亿元,增长9.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2697.9亿元,增长11.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2077.9亿元,增长10.2%。

                                                                                                                                                                          北京在服务贸易方面,优势也很明显。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北京市服务贸易进出口额达到1508.6亿美元,同比增长15.8%,约占全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8.8%。其中,电信、保险、法律、金融等新兴领域服务进出口,分别占全国同类服务进出口的70.4%、62.4%、45.8%和40.3%。

                                                                                                                                                                          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北京的战略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赵弘表示,北京服务业占GDP比重已经突破80%,未来服务业比重还有一定上升空间,但这已经不是关注重点,重要的是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未来会基于首都功能定位,着力发展一些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如研发、科学技术、服务贸易、文化创意等领域;不符合定位的,如批发市场、物流基地等占用空间和人力资源较多的产业,比重可能还会降低。

                                                                                                                                                                          《方案》中进一步放开银行业限制,如提出“研究允许新设或改制成立的外商独资银行或中外合资银行,在提交开业申请时可以同时申请人民币业务”,还提出要深入推进金融管理制度创新,诸如加快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深化外汇管理制度改革、丰富金融机构类型和参与主体等内容也颇有想象空间。

                                                                                                                                                                          赵弘表示,在北京服务业中,金融业占比规模排第一。很多金融机构总部聚集在北京,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在北京,促进北京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不仅是北京开放服务业的重点,对全国金融创新也很重要。我国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一些领域金融资本进入不足,实体经济贷款难、融资难等问题突出,加快金融创新至关重要。

                                                                                                                                                                          不过,与全国整体状况一致。北京2016年服务贸易仍然为逆差,出口额532.1亿美元,同比增长8.4%,进口额976.5亿美元,同比增长20.2%。这在部分业内人士看来,显示出北京服务业供应尚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服务业供应水平有待提高。

                                                                                                                                                                          刘涛表示,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推进两年多时间以来,服务业扩大开放新格局逐步形成,重点服务行业新业态不断涌现,产业优势得到提升;服务业促进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在商事制度改革、信用体系建设、高端人才聚集、通关监管、跨境资金监管等方面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创新经验。不过,在试验过程中,也还存在试点措施落实亟需加强统筹协调、制度建设和创新工作有待加强等问题。这些既是北京市完成自身试验任务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下一步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需要考虑的问题。

                                                                                                                                                                          为更好适应老龄化社会,江苏省要求深入推进“医养结合”。

                                                                                                                                                                          7月12日,江苏省卫生计生委、民政厅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推进医养结合的部署要求,建设和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更好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的需求。

                                                                                                                                                                          根据《实施意见》,到2020年,江苏要求每个市至少建立1所安宁疗护中心或有安宁疗护功能的医疗机构;每个县(市、区)建有1所以上的护理院或康复医院;要求全省老年护理院达到200所以上,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

                                                                                                                                                                          江苏省卫计委副主任何小鹏表示,江苏省经过多年的探索,养老服务体系有所进展,但与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相比,还存在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医养结合服务对居家、社区的供给不足,社会力量参与医养结合产业发展的积极性有待充分调动,以及促进医养结合发展的相关政策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完善等差距。同时,专业人才严重短缺等也制约了医养结合的发展。

                                                                                                                                                                          以“居家养老”为主

                                                                                                                                                                          江苏是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省份,截至2016年底,全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1719.26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2.10%。其中,80岁以上老人占60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5%。

                                                                                                                                                                          鉴于老年人口在医疗、照料、护理、康复等方面需求的快速增长,给医疗、养老等相关社会服务带来巨大挑战。

                                                                                                                                                                          从医养结合的总体方案和成效看,“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深度融合养老服务体系”是主要方式。江苏为何没有选择“机构养老为主”的国际惯例?

                                                                                                                                                                          对此,何小鹏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解释,从之前的多次调研看,江苏省有90%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6%-7%的老人选择社区养老、3%-4%的老人选择机构养老,因此《实施意见》将推动医疗服务向社区和家庭延伸放在首要位置,突出其主体地位,“这主要与中国的传统养老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

                                                                                                                                                                          何小鹏进一步解释,选择到护理院等机构养老的更多是高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多会选择居家养老,但如果有生活自理能力,在家庭养老会比到机构养老成本要低,因此,江苏医养结合体系建设以居家养老为基础。

                                                                                                                                                                          江苏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蒋同进也表示,所谓“机构养老的成本较低”,是对于失能老人来说,在机构接受护理比在家庭接受护理的成本要低,并不是针对所有老人,因为建机构的床位成本是比较高的,尤其是护理型床位更高。

                                                                                                                                                                          考虑到当前养老的现实,《实施意见》提出,针对居家老年人,将符合规定的家庭病床、医疗巡诊等医疗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同时,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老年人,入住护理型养老服务机构发生的符合政策的医疗费用,可以按照相关规定报销结算等,以增加和加大医保对医养结合的支持力度。

                                                                                                                                                                          事实上,探索提高“医保支付和保障力度”是江苏一直所努力的。那么,资金从哪里来?

                                                                                                                                                                          从财政投入角度看,近几年江苏的探索是,对福利社会彩票公益金地方留存部分的50%左右要投入到养老服务中,形成鼓励地方政府加大养老投入的“火种”。从2016年江苏省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情况表可以看出,约有2.16亿元的“扶老助残经费”支出,约占省级留存部分(4.42亿元)的48%。

                                                                                                                                                                          养老向产业发展

                                                                                                                                                                          江苏医养结合取得的成效明显,如江苏目前90%的乡镇卫生院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括老年人在内的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达到44.8%。共有医养结合机构385家,床位6.2万张;其中护理院135家,入住老人20699人;康复医院99家,床位11313张。

                                                                                                                                                                          同时,稳步推进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建设,推动养老机构在原有养老功能的基础上,增加健康管理、疾病诊治、康复护理和安宁疗护等医疗康复保健服务等,鼓励暂不具备医疗机构设置条件或医疗服务能力弱的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开展合作,为老人服务等。

                                                                                                                                                                          蒋同进表示,通过“医院与养老机构开展对口支援”等多种方式实现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之间的紧密结合,养老机构内设的医疗机构可作为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中医医院收治老年人的后期康复管理场所。

                                                                                                                                                                          他进一步认为,面对江苏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养老一定要靠产业来推动,政府管兜底,其他需要靠社会、产业来解决。

                                                                                                                                                                          从财政投入的角度看,必须撬动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增加投入,形成乘数效应,对内资、外资、公办、民办等各类主体举办的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的护理型床位,给予统一的补贴政策。江苏的政策是,新建和改建护理型床位分别给予每张床位不低于1万和5000元一次性建设补贴。在此基础上,根据老人基本情况按月给予日常补贴,最大限度来调动社会投入的积极性,让社会力量发挥主体作用。

                                                                                                                                                                          而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相伯伟受访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认为,医养融合发展是一个朝阳产业,政府很重视、社会很关注、群众有需求,推进医养融合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于养老护理方面的专业人才的培养。

                                                                                                                                                                          针对目前不少卫校“护理专业”招生难、工资难提升的现象,相伯伟认为,社会需要转变观念,因为养老服务专业和传统意义上的保姆不能混为一谈。

                                                                                                                                                                          为了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到养老服务中,《实施意见》还提出要加大政府购买基本健康养老服务,加大对医养结合机构规划布局、用地保障、投融资支持,探索PPP合作模式,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医养结合机构,优化审批流程等。

                                                                                                                                                                          何小鹏表示,为医养结合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卫计委、民政等部门不得将彼此审批事项互为审批前置条件。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 李果

                                                                                                                                                                          成渝城市群,成都和重庆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城市”,那么谁才是这个城市群中的“第二城”呢?

                                                                                                                                                                          根据《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到2020年,将基本建成经济充满活力、生活品质优良、生态环境优美的国家级城市群。而要建成国家级城市群,不仅需要依靠成都和重庆两地的引领,成渝之间其他城市的发展程度也是关键。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成渝第二城”应是经济指标与产业辐射能力的综合反映,其背后,是有能力在多个方面成为成都和重庆经济辐射能力的“中继站”,即不仅能发展本市经济,还能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发展。

                                                                                                                                                                          谁是成渝第二城?

                                                                                                                                                                          “成渝第二城”的概念首次被提出,是在2016年第七届C21论坛【四川城市发展市(州)长论坛】上。当时南充市主要负责人首次提出将南充定位成为“成渝第二城”。2017年南充市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将此列为该城市未来的发展目标。

                                                                                                                                                                          由此,“成渝第二城”之争浮出水面。

                                                                                                                                                                          21世纪经济研究院注意到,在成渝城市群中,还有众多类似南充的三四线城市存在。它们的共同点是:位于成都和重庆两地之间,GDP突破千亿,部分产业已经具有全国性的竞争力。

                                                                                                                                                                          从四川来看,主要包括绵阳、德阳、宜宾、南充和泸州5座城市。而重庆市除主城区外,经济总量最高的区为万州区,但该区位于重庆东侧,因此不纳入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从经济总量观察,2016年绵阳市经济总量已经超过1800亿元,按照目前发展速度,或在2019年前后突破2000亿关口。在绵阳市之后,是GDP达到1752亿元的德阳市。宜宾市和南充市的GDP在2016年也突破了1600亿元,两座城市分别位于川东北和川南城市群中。泸州市经济总量在上述5座城市中排名末位,为1481亿元。

                                                                                                                                                                          交通通达性也是需要重点考量的方面。作为西部地区,物流运输成本、交通便利化程度高低直接影响城市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

                                                                                                                                                                          从现状看,除成都和重庆的机场具备“枢纽级”通达优势外,其他城市机场规模均偏小。从中国民航局发布的2016年全国机场旅客吞吐量排名观察,成渝地区除成都重庆外排名最高的是绵阳机场,2016年以超200万人次的吞吐量排名全国第49位。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绵阳机场的吞吐量规模,充分反映了该地区的经济活跃程度。而根据计划,绵阳机场希望在“十三五”期间,建设成川西北、陕甘南地区航空枢纽。

                                                                                                                                                                          在绵阳机场之后,按旅客吞吐量排名的分别是泸州、宜宾、南充和万州。高铁方面,目前除宜宾和泸州未通高铁外,其余城市皆有高铁或动车组到达。

                                                                                                                                                                          产业方面,能否承接成都、重庆两地的产业转移,或为两地主导产业做加工配套,是上述地区经济能否更快发展的关键。21世纪经济研究院注意到,成都和重庆的工业均以汽车为支柱产业,而包括南充、绵阳在内的数个城市,亦明确将发展汽车产业。

                                                                                                                                                                          南充市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将持续壮大汽车汽配产业集群,并将吉利新能源商用车项目作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一号工程”。围绕南充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建设,大力招引一批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控等核心部件和变速箱、车桥总成等配套企业,打造西部新能源商用车研发生产基地。

                                                                                                                                                                          而根据绵阳市政府规划,到2020年,绵阳汽车产业园形成整车产能40万辆,总销售收入390亿元以上,成为四川第二大汽车产业基地。

                                                                                                                                                                          上述两地除了原有汽车产业优势外,还得益于分别靠近成都和重庆,适宜于为两地做配套产业。

                                                                                                                                                                          “傍成都”很关键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要成为成渝第二城,上述城市应该首先成为区域性的中心城市。

                                                                                                                                                                          按照四川省此前的城市群划分标准,绵阳、德阳属于成都城市群。宜宾、泸州属于川南城市群,而南充则归于川东北城市群。

                                                                                                                                                                          就绵阳和德阳而言,其经济发展的最大机遇,来自于近年来四川省和成都市力推的“成德绵一体化”发展策略,其对标对象为广州、佛山的“广佛同城化”,以及沈阳、抚顺的“沈抚同城化”,目标是区域内的经济与产业协同化发展。

                                                                                                                                                                          事实上,根据《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在四川省的中心城市发展定位中,成都是唯一的“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包括绵阳、泸州、宜宾和南充,而德阳被列为地区性中心城市。

                                                                                                                                                                          尽管德阳是唯一的“地区中心城市”,但在上述城市中,德阳却有距离成都最近的地理优势,因此德阳也提出了成为成都“副中心”的城市发展目标,希望可以依傍成都实现跨越发展。即以成都主城区为核心,南有天府新区、北有德阳新城的“一核两中心”格局。

                                                                                                                                                                          泸州和宜宾在川南城市群中一直存在竞争关系,因为两地不仅是四川省内长江航运的主要区域,同时在白酒、化工等产业上皆有竞争关系。

                                                                                                                                                                          从2016年的经济总量看,宜宾高于泸州市172亿元,但从机场旅客吞吐量,以及港口运力而言,泸州却反超宜宾。

                                                                                                                                                                          数据显示,2016年,泸州市内河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3458.57万吨,集装箱吞吐量50.1万标箱。宜宾全年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870万吨,集装箱吞吐量30.1万标准箱 。

                                                                                                                                                                          同时,泸州在获批四川自贸区川南临港片区后,将依托相关政策优势,进一步做大其在长江上游港口、航运业上的规模。

                                                                                                                                                                          但泸州、宜宾进一步做大做强,除吸引成渝两地的资源外,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能否借助临近云贵两省的地理优势,成为“川滇黔”的区域中心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上述城市GDP持续增长,但就四川省内而言,成都一城独大的局面仍未改变。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形成这一状况的因素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西部地区多以省会“单中心”模式发展,即省会城市大多是省内单极核心城市,各种公共资源如交通、医疗、教育等都集中在此。第二则和西部地区的各个城市市场化程度差别较大,大部分非省会城市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导致各种资源要素更倾向于向省会城市集中。

                                                                                                                                                                          因此,成渝两地要真正培育出“第二城”,龙头城市如何与其他城市实现经济与产业更加合理的协作与竞争关系,至关重要。

                                                                                                                                                                          本报记者 张奇

                                                                                                                                                                          实 习 生 孙美琦 北京报道

                                                                                                                                                                          按照安排,国家统计局将于7月17日(下周一)公布二季度GDP数据。

                                                                                                                                                                          之前的7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时表示,上半年我国经济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下半年继续稳定宏观政策、稳定市场预期、稳定金融运行,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2017年经济开局好于预期,一季度GDP6.9%的增速大幅高于官方设定的6.5%左右的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也高于彼时市场普遍预期的6.8%。

                                                                                                                                                                          目前来看,二季度GDP增速也将高于6.5%的年度目标。多位受访的经济学家预期,二季度经济增速在6.8%左右。

                                                                                                                                                                          “三大动能因素方面,消费基本持平,投资略微下滑,出口还可以。整体可能相对于一季度会略往下走一点。”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投资略微下滑,不过制造业投资可能有亮点,同时房地产投资并没有出现快速下降,另外出口也还可以,这对目前经济增长均有支撑。”

                                                                                                                                                                          随着宏观经济指标企稳回升,经济出现改善的迹象,因此多家机构纷纷上调经济增长预期。不过,展望下半年,投资回落、房地产调控、高基数等因素仍将使得经济增长面临压力。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去年第四季开始信用扩张见顶回落,这个过程会影响到经济后续回落。这也能回答为什么现在的经济放缓比较慢,因为‘货币政策有滞后效应’,现在是被过去决定的。”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结构正进入消费主导的时代,未来经济波动性收敛,稳定性将提高。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称,2016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已上升至51.6%,考虑到消费刚性和升级,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服务消费主导的社会,经济的波动性将下降、稳定性将提高。

                                                                                                                                                                          “进出口最好,消费平稳”

                                                                                                                                                                          前瞻二季度GDP,最为普遍的观察窗口则是“三驾马车”增长情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首席分析师直言:“大体上二季度进出口最好,消费平稳,投资往下。”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受主要经济体经济不同程度复苏带动,今年以来外贸形势有所改善。1-5月我国对外贸易中出口数额达到8533.5亿美元,增长8.2%。而去年全年出口均为负增长。

                                                                                                                                                                          消费方面,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消费下滑至10%,创下近年来新低,分别比去年同期和去年全年低0.3和0.4个百分点;但二季度以来,零售消费连续两个月均实现10.7%的增速。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概述称,201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数据“整体向好,局部带忧”,一季度国内需求呈现“投资强、消费弱”的格局,二季度则转变至“投资稳、消费强”的态势。

                                                                                                                                                                          另外,2017年一季度,在民间投资回暖和基建投资、地产投资发力带动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至9.2%,达到去年6月以来的高点;但二季度以来,民间投资、基建投资增速出现不同程度放缓,直接拖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小幅回落至8.6%。

                                                                                                                                                                          “从一些高频指标来看,经济增速有放缓但是过程还是比较平缓。”鲁政委认为,“二季度房地产销售是下滑,房地产投资到6月份可能环比下滑,但是整个第二季度房地产还是为增长做出了贡献。所以二季度增长主要就是两大因素:地产和出口。”

                                                                                                                                                                          数据显示,2017年1-5月房地产投资累计增长高达8.8%,高于2016年全年的6.9%。“考虑到一二三四线城市商品房库存去化十分充分、大开发商现金流充裕、2018-2020年还有1500万套棚改项目,预计房地产投资增速未来将边际放缓,但仍将超市场预期,预计2017年全年增长5%左右。”任泽平称。

                                                                                                                                                                          先行指标PMI而言,二季度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值为54.5%,略低于一季度的54.6%;制造业PMI均值为51.4%,低于一季度的51.6%。不过,无论是制造业PMI还是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从4月份起呈现向上回升的趋势。

                                                                                                                                                                          招商证券宏观研究报告称,我国季度GDP增速是根据生产法核算,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对季度GDP有较好的指示作用,而PMI生产指标对工业增加值走势也较为一致。二季度生产指数均值为53.9%,比一季度均值上涨0.2个百分点,生产形势反而更好。因此2季度GDP同比增速存在好于当前市场一致预期的可能性,有可能达到6.8%。

                                                                                                                                                                          基建投资增速回落

                                                                                                                                                                          尽管经济增速尚好,但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尤其是基建增速放缓已经引起市场关注。

                                                                                                                                                                          数据显示,2017年1-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0.37万亿元,同比增长8.6%,增速连续2个月出现放缓。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构成力量,基建投资增速也出现连续放缓。Wind数据显示,基建投资增速在年初创出21.26%的高增速之后,延续下滑趋势,截至5月已降至16.66%。

                                                                                                                                                                          第一创业分析师李怀军预计 1-6月房地产投资与基建投资增速继续回落, 制造业投资继续回升,综合预计1-6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由8.6%降至8.4%附近。

                                                                                                                                                                          “毕竟整个宏观流动性在收缩,这可能对基建、房地产都会有影响。另外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速出现下滑与规范地方融资平台有一定的关系。如整顿不规范PPP等。”邵宇称。

                                                                                                                                                                          继50号文(《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87号文(《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后,国务院第4次大督查将于2017年7月派出督查组,重点督查地方违法违规融资担保等,业内分析认为下半年地方融资和基建将继续减速。

                                                                                                                                                                          而基建投资增速在今年下半年或将面临更大压力。“去年地方债置换规模比较大,地方融资平台还有些钱在手上,但是越往后压力可能越大。”鲁政委称。

                                                                                                                                                                          不过前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师称,基建一方面和融资有关,另一方面基数本身也在抬高。“可以看到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前几个月是负增长,未来基建增速预计低于去年,但由于出口好转,消费平稳,对经济影响不大。”

                                                                                                                                                                          需要说明,尽管基建投资相对疲软,但随着多项宏观经济指标企稳回升,经济出现改善的迹象,多家机构纷纷上调经济增长预期。包括社科院、交行金融研究中心等陆续将二季度经济增速预期由6.7%上调至6.8%。IMF亦在6月中旬将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由6.6%上调至6.7%。

                                                                                                                                                                          中信建投证券宏观与债券研究团队首席分析师黄文涛认为,进入三季度,房地产投资与净出口回落的压力将有所增大,叠加四季度GDP增速基数较高,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

                                                                                                                                                                          他进一步表示,与过去两年不同,今年经济增速下行更多意义上是“主动调整”,体现的是从“虚火过旺”到“脱虚向实”,代表着经济结构的改善,有利于提升未来增长的可持续性。

                                                                                                                                                                          7月12日下午,央行召开媒体吹风会,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通报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基本情况,并回答有关问题。

                                                                                                                                                                          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63.13万亿元,同比增长9.4%,增速创历史新低,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2个和2.4个百分点。

                                                                                                                                                                          “M2扩张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信贷扩张,一是同业业务、影子银行等。”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随着央行加强MPA考核与金融去杠杆政策,同业理财、通道业务、影子银行受到压制,M2增速自然降低。且融资方式再次向银行渠道回归,造成了新增贷款的增多。”

                                                                                                                                                                          与此同时,社融、信贷规模均出现超预期增长。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解释称,M2与信贷、社融之间存在“剪刀差”,表明全社会杠杆增速下滑,但实体经济融资情况良好,去杠杆主要发生在金融部门。

                                                                                                                                                                          M2的增速持续放缓也引发部分人士担忧。阮健弘对此解释称:“随着金融进一步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源,只要实体经济合理的融资需求得到满足,M2增速放缓实际上反映了存量货币周转效率的提高,比过去低一些的M2增速可能成为新常态。”

                                                                                                                                                                          另外,6月份市场利率小幅上升。当月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2.94%,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高0.06和0.8个百分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3.03%,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高0.1和0.92个百分点。

                                                                                                                                                                          M2将保持低增速

                                                                                                                                                                          5月份M2同比9.6%的增速曾引起市场广泛关注,而6月M2增速则降至9.4%。

                                                                                                                                                                          对此阮健弘称,随着稳健中性货币政策落实和加强,金融监管效应显现,近期商业银行一些与表外相关资金运用科目扩张的速度有所放缓,由此派生的存款和M2增速有所下降,是金融体系内部去杠杆的客观结果。

                                                                                                                                                                          “对M2增速放缓要客观看待。”阮健弘称。一是金融数据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非金融部门持有的M2增长10.2%,比整体M2增速高0.8个百分点,说明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不减。

                                                                                                                                                                          二是货币政策操作注重预调和微调,金融监管协调有所加强,金融部门适当把握了去杠杆节奏。6月末,金融体系持有的M2同比增长2.5%,比M2整体增速差6.9个百分点,这一差距比5月末有所收窄(5月末差距为8.9个百分点)。

                                                                                                                                                                          三是基数效应拉低今年6月M2增速约0.15个百分点。

                                                                                                                                                                          未来M2低增速成新常态已成市场共识。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王青等人认为,由于上半年M2增速已跌破个位数,进一步下行的空间不大,但在金融去杠杆持续、基础货币投放维持稳健中性、货币乘数将见顶回落的预期下,下半年M2整体将低位运行于10.0%左右,完成全年12.0%增速目标的难度较大。

                                                                                                                                                                          “即便下半年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平稳而非收紧,也并不意味着M2的显著回升。在中性预期下,预计M2同比增速年末在9.5%-9.7%;在悲观预期下,M2同比增速将回落至9.0%。”招商证券宏观分析师闫玲称。

                                                                                                                                                                          除M2外,6月末M1增速亦不及预期。具体来看,6月末M2同比增长9.4%,M1同比增长15.00%,M2和M1的“剪刀差”为-5.6%,前值为-7.4%。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首席研究员明明认为,M2和M1的负“剪刀差”连续四月呈缩小之势,表明资金持续脱虚向实。

                                                                                                                                                                          房地产信贷增长势头回落

                                                                                                                                                                          M2低增速与信贷超预期之间产生的差别,也备受市场关注。

                                                                                                                                                                          6月信贷增长超预期,主要源于企业短期和中长期贷款规模扩张,拉动信贷规模增长。数据显示,6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54万亿,比5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多增4300亿。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7.97万亿元,同比多增4362亿元。分部门看,以按揭贷款为主的住户部门中长期贷款增加2.82万亿元,占新增贷款总数的35%,低于去年全年45%左右的平均水平;以实体经济贷款为主的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4.43万亿元,占新增贷款总数的55%,高于去年全年48%左右的平均水平。

                                                                                                                                                                          一位国有大行华南地区分行行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上半年该分行的按揭贷款业务占总贷款量的30%多一些,总量有所上升,但比例低于去年同期。“其实居民的买房热情并没有减少,比例降低的原因主要是企业贷款增多了。除了珠三角传统的民营制造业借款小幅上升以外,还有受益于大湾区建设而来的基建类贷款。”

                                                                                                                                                                          需要说明,房地产调控效果在上半年的信贷中亦有体现。据了解,房地产信贷数据呈现四个特点:一是房地产贷款余额增速回落,二是房地产贷款增量占比下降,三是个人住房贷款抵借比率降低,四是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缩短。

                                                                                                                                                                          “综上,房地产信贷增长势头回落,个人住房贷款抵借比率和期限均有所下降,这些变化有利于抑制房地产泡沫,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阮健弘称。

                                                                                                                                                                          直接融资占比下滑

                                                                                                                                                                          社会融资规模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2017年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66.92万亿元,同比增长12.8%,高于12%的增长目标。

                                                                                                                                                                          社融增长超预期的同时,社融结构变化尤其是直接融资占比萎缩。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1.1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36万亿元。从结构来看,属于间接融资的银行贷款仍是最主要渠道,占比达73.5%。

                                                                                                                                                                          而直接融资规模则大幅度减少,其中企业债券融资净减少3708亿元,同比多减2.14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4702亿元,同比少增1321亿元。债券、股票两项合计占比社融规模0.9%,同比降低23.2个百分点。

                                                                                                                                                                          “这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状况,在我们鼓励发展直接融资的同时,直接融资业务却在大幅减小。”邵宇称,“一是因为目前很多直接融资并非真的直接融资,银行资金仍然通过资管嵌套、通道业务参与其中,面对监管部门要求的去杠杆,通道减少,直接融资数额也就减少了;二是上半年债券市场波动较大,利率抬升,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监管趋严。”

                                                                                                                                                                          邵宇进一步表示,中国金融市场上银行的资金量太大,要实现真正的直接融资,建议把银行中的部分资管业务、私人银行业务剥离出来成立子公司,并加强投资者教育,打破刚性兑付,让这部分钱可以进入直接融资领域。这对防范金融风险,降低融资成本都有好处。

                                                                                                                                                                          需要说明的是,债券市场融资正逐步回暖。6月新增社融规模1.78万亿,从结构来看,企业债券负增长规模显著收窄,6月为-219亿元。

                                                                                                                                                                          闫玲称,6月份广义社融和表内信贷规模与此前的有异同。相同之处在于,监管政策从严落实仍对表外融资有所抑制,部分需求转回表内信贷;不同之处在于开正门,堵偏门,信托贷款显著增长。

                                                                                                                                                                          “年末社融存量同比增速将落至12.0%的政策目标附近。”东方金诚预计。

                                                                                                                                                                          一是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引导社会融资增长合理区间;二是从资金需求端来看,房地产贷款和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将边际减弱;三是上年末社会融资的高基数效应;四是下半年地方债发行预计提速,将抑制人民币贷款增长。

                                                                                                                                                                          广州的智能制造风头正劲,也势不可挡。

                                                                                                                                                                          2017年是广州全面实施“制造强市”战略、建设“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的开局之年。在过去的一年里,广州密集出台并实施“广州制造2025”战略规划、先进制造业“十三五”规划等9个重要政策规划,并加快制定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互联网、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等7份政策文件,以推动各个产业智造升级。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向晓梅指出:“智能制造是这一轮工业革命带领的一个新方向,广东也在探索往现代化、智能化、国际化方向走。对企业来说,智能制造能降低成本、提升品质和品牌形象,智能制造水平也代表了企业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连日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先后走访金域检验、亿航、珠江啤酒、汤臣倍健、新诚生物、康臣药业、立白集团7家企业,试图了解广州智造升级路径上的喜与愁。

                                                                                                                                                                          制造升级成果初显

                                                                                                                                                                          巨大的机器手来回挥舞,将已经装箱的洗涤剂搬运、码垛,这是立白集团位于广州番禺厂区生产车间的一景,隔着防护玻璃望去,车间外围一层几乎望不到人。

                                                                                                                                                                          近两年来,机器人技术的逐渐成熟吸引了不少制造型企业逐步引进更加智能化的设备,原先偏向于体力劳动的工人们,开始转变成能够操作甚至维护并初步维修机械的技术工人。

                                                                                                                                                                          这股热潮也席卷到广州,记者了解到,立白集团的智能化应用已经渗透到生产运营后端,如灌装、码垛、立体仓等环节。广州立白(番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封伟豪回忆,在他刚来厂区时,灌装线需要24个工人。“24个人做24小时的产量,现在机器来一个小时就搞定,替代程度可想而知。如果都用人来完成会是比较大的人工投入。”

                                                                                                                                                                          类似的场景也出现在珠江啤酒南沙车间。记者走访时发现,从产品酿造、灌装、包装到物流分发的过程中,过往大量需要依赖于人工的操作都被智能化设备所取代。

                                                                                                                                                                          也是在这个车间,记者看到了我国啤酒行业首个全自动立体仓库,该仓库在行业中最早推行托盘标准化及带板运输,实现了传统物流模式的标准化和智能化改造,从供应、生产、销售和追溯等环节提升了整个物流运作效率和服务水平。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罗志军向记者表示,从下单到出库,南沙珠啤做到了从用时4小时减至15分钟即可完成所有流程。

                                                                                                                                                                          不同于立白、珠江啤酒,金域检验走的是服务型制造的路子。随着制造升级的推进,其普检项目的医学检验实验室不再需要人工处理样本、分拣试剂等,实现检测流程的全自动化,并为每一个样本配备可追溯标码。

                                                                                                                                                                          金域检验首席科学家于世辉告诉记者:“我们的自动化升级是逐年推进的,每年都投入不小的成本,加上我们在全国布局的物流冷链,已经实现全流程的可控和高效服务输出。”

                                                                                                                                                                          事实上,立白、珠江啤酒、金域检验只是广州制造升级的缩影,三者分别所属的日化、食品饮料、医药产业,是“千年商都”广州加码制造业的一大基石。

                                                                                                                                                                          数据显示,截止到2016年,广州全市制造业已涵盖国家所有30大类产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9556亿元、工业增加值4878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增加值2663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54.6%。超百亿级的产业就有船舶、冶金、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烟草、医药等多达21个(不含千亿以上)。

                                                                                                                                                                          创新驱动智造转型

                                                                                                                                                                          基础稳固仍然不够,自主创新是实现智能制造的源动力。广州的自主创新成绩斐然,亿航自主研制出全球第一款可载客的无人驾驶飞机,是成绩单上亮眼的一笔。

                                                                                                                                                                          记者走访亿航了解到,其切入低空中短途日常交通运输的184载人飞行器,未来将在迪拜进行进一步测试。在这背后,今年无人机的行业应用迎来小爆发,无人机性能和行业深度都在提升。

                                                                                                                                                                          以亿航为例,目前其业务主要分为三部分,包括GHOSTDRONE消费级智能无人机、天鹰Falcon行业应用无人机、和184自动驾驶载人飞行器。亿航智能公司副总裁张宏告诉记者,亿航正在和公安、水利、环保、电力等相关部门商谈合作,今年的目标是在行业应用上做深耕。

                                                                                                                                                                          如果说亿航是广州创新智造新秀,那么老牌龙头企业的自主创新,则为广州的制造业升级注入新活力。

                                                                                                                                                                          其中,珠江啤酒的选择是发力智造同时跨界文旅,罗志军认为:“中国虽然是啤酒消费大国,但是啤酒文化的根基却不深,产业要想持续发展必须根植于文化之上。”

                                                                                                                                                                          立白集团则认为,以精准洞察消费者需求为基础进行核心技术研发,应用满足可持续发展需求的新型原材料,是最重要的转型利器。立白集团副总裁、首席bf88必发娱乐发言人许晓东向记者表示:“洗涤用品是传统制造行业,我们转型升级最主要的措施就是研发。只有不断研发才能开发出更多差异化产品。”

                                                                                                                                                                          而对于一众医药企业而言,研发、创新一直是难以回避的话题。例如医疗服务领域的金域检验正一手筹谋上市,一手通过“检验+”整合上下游,其创始人梁耀铭向记者透露:“我们要做体外诊断产业创新中心,下半年还有项目会继续落地,希望以后引进、消化吸收国际的技术并实现国产化。”

                                                                                                                                                                          医疗器械企业的新诚生物在攻关高值医用耗材,包括:人工晶体、心血管支架、内固定系统、生物传感器、填充假体。其创始人兼总经理曾晨光向记者展示其正在研发的可吸收骨钉,区别于不锈钢或镍钛合金材质传统骨钉,其材质是高分子,能在两年时间里被人体吸收、代谢成乳酸,最终分解成二氧化碳,免去二次手术取出过程。

                                                                                                                                                                          汤臣倍健拥有国内保健食品行业内第一个“透明工厂”,汤臣倍健公共事务中心总监冷德天向记者介绍,该工厂是全球先进、品控严格的膳食补充剂生产基地之一,并且于2012年6月落成,率先在行业内开放供各界参观。

                                                                                                                                                                          靠肾病中成药发家的康臣药业则定下打造肾科旗舰和“1+6”产品格局的发展目标,其投入巨资研发的糖尿病肾病新药、碳酸镧预计在2020年前可实现上市,另外CT造影剂碘美普尔注射液完成处方工艺、质量标准研究等,碘帕醇注射液也在国家药品审评中心排队待审。今年10月,康臣药业的B超影像生产线就要“交钥匙”了,意味着其在影像领域的研发创新迎来丰收。

                                                                                                                                                                          康臣药业集团执行董事、总裁黎倩表示:“20年前,我们的产品填补了国内慢性肾病中成药和核磁共振成像对比剂的市场空白。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研发、引进更多的高科技、高品质、高效能的药品。”

                                                                                                                                                                          众多瓶颈待破

                                                                                                                                                                          虽然基础稳固、创新频涌,但广州的制造业升级之路依旧布满荆棘。

                                                                                                                                                                          首先是产能过剩,啤酒市场的持续萎缩佐证了这一现状。作为全球最大的啤酒消费国,近几年中国啤酒市场却遭遇了萎缩的瓶颈。罗志军指出,啤酒产量下降,与行业结构调整和市场消费升级不无关系。

                                                                                                                                                                          冷德天也向记者透露:“很多保健品企业都会选择低成本的原料供应地,或者是把工厂设在第三世界国家。”

                                                                                                                                                                          这也是整个广东省绕不开的难题。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广东先进制造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产业核心技术少、产业层次不高、产业链条不完善,“资源环境要素约束趋紧,企业综合成本上升,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国际国内竞争日益加剧等。”

                                                                                                                                                                          招人难也一再被提及,记者走访的7家企业都传递出求贤若渴的信号。

                                                                                                                                                                          梁耀铭感叹:“专业人才匮乏一直是个困扰,我们现在跟高校合作培养人才,也在海外招募人才。”记者在金域检验广州总部实验室注意到,虽然基础的尿检、血检等普检项目已经实现自动化,但临床基因组检测中心、液相色谱质谱实验室等特检项目依旧需要专业人才分析解读报告。

                                                                                                                                                                          罗志军也表示:“我国啤酒进入流通阶段更多的是依托酒吧文化。拿精酿啤酒来说,精酿讲究个性化、对个人品牌的塑造,国家现在没有统一标准,酿酒师人才存在缺口。”

                                                                                                                                                                          广州今年3月底给出的解决方式是,实施“IAB”计划,即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若干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以科技产业创新和供给侧改革推动人才、技术、资本等高端要素的集聚。

                                                                                                                                                                          相比之下,政策掣肘往往跨越了城市边界。

                                                                                                                                                                          新药研发从业者对此感触颇深,新药审批周期长、待审批药物数量多等问题存在多年,康臣药业的选择是同时申报CFDA和美国FDA。黎倩向记者透露:“中国历年累积的未批新药很多,按照排队时间要等很久。今年CFDA对我们这个新药反应特别快,几乎是美国给我们回馈同时中国也给出回馈,所以要看哪边审批快我们就走哪边。”

                                                                                                                                                                          对于无人机行业来说,进一步普及在各国都面临监管门槛。张宏向记者表示,国内的监管越来越严格。

                                                                                                                                                                          记者梳理发现,国内和无人机相关的法令有《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空中交通管理办法》、《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规定》、《轻小无人机运行规定(试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等,但是依旧不够全面,例如对于消费级和行业级无人机如何区别管理,并没有完善的规定。

                                                                                                                                                                          监管趋严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一方面法律需要完善,另一方面无人机行业也需要更多的空间发展,如何做到两全其美面临挑战。

                                                                                                                                                                          本报记者 饶守春 北京报道

                                                                                                                                                                          牵一发而动全身。

                                                                                                                                                                          7月11日晚间,ST新梅(600732.SH)发布公告称,由于控股股东的控制人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浦东科投”)施行管理层收购(即MBO),股东权益发生变动,从而引发上市公司实控人变更。

                                                                                                                                                                          因浦东科投股权变更而发布类似公告的,还包括上工申贝(600843.SH)和万业企业(600641.SH)。此前,具有上海市国资背景的浦东科投,在此次股权转让之后,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公司的管理团队。这一举措,也被外界看作是浦东科投继2014年引进管理层持股后,再度深化“混改”之举。

                                                                                                                                                                          实际上,7月12日浦东科投在回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亦表示,这次股权转让是公司混改的“二次改革”,在2014年的改革基础上再一次深化,目的则是为了“进一步推进公司业务发展和整体布局”。

                                                                                                                                                                          不同的细节

                                                                                                                                                                          根据ST新梅7月11日晚间的公告,此次浦东科投股权的变更,主要体现为实施MBO的过程。

                                                                                                                                                                          具体为,具有上海国资委背景的上海上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上海上实”)和具有浦东国资委背景的上海浦东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浦东投控”),各自将浦东科投10%和1%的股权转让给上海宏天元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宏天元”),转让价为4.35亿元。

                                                                                                                                                                          根据ST新梅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书显示,由浦东科投管理团队控制宏天元在获得上述11%股权后,将以51%的持股成为浦东科投控股股东,浦东科投将完成“由公转私”过程,上市公司实控人也将出现变更。

                                                                                                                                                                          浦东科投的上述股权变化,也随之引发上工申贝和万业企业的同步公告。

                                                                                                                                                                          目前,浦东科投通过子公司上海浦科飞人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浦科飞人”)为上工申贝第一大股东,但仍不存在控股股东与实控人。万业企业亦如此,在变化后仍未有控股股东与实控人。

                                                                                                                                                                          尽管浦东科投拥有上述三个上市公司平台,但其首次亮相A股却是不远的2015年11月。

                                                                                                                                                                          彼时,万业企业终止重组后,浦东科投突以20.43亿元拿下公司28.16%股权成为大股东,但未形成控制关系;2016年6月底,浦东科投又通过浦科飞人,以7.128亿元接手上工申贝10.94%股份成为大股东,随后增持至11.08%。

                                                                                                                                                                          与上两个案例不同,浦东科投与ST新梅之间的关系,更略带偶然。2016年四季度之前,ST新梅仍饱受控制权之争困扰,而最终能得以解决并恢复上市,源于“小股东”浦东科投的从中调停,方式则是其受让兴盛集团和上海开南方的全部或部分股权。

                                                                                                                                                                          不过尽管如此,在此次浦东科投出现股权变更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三份上市公司发布的详式权益变动书时发现,之间细节略有区别。

                                                                                                                                                                          其中,浦东科投承诺ST新梅未来12个月内不再筹划重组;对上工申贝则透露会依据实际情况,对需要进行主营业务等方面调整时会主动披露;万业企业中,则已经通过10亿元投资来加速向新兴产业转型。

                                                                                                                                                                          7月12日,ST新梅有关人士表示,实控人变更并不会影响公司运营,且股东层面作出的改变,也很难影响到公司,但对于重组事项则表示暂无看法。万业企业和上工申贝有关人士也同时提及这一观点。

                                                                                                                                                                          但当日,有ST新梅投资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今年10月将是浦东科投入主的一周年,原本预期的重组却将随着此次股权变更而将再度延期,“新梅的前景更难预测,对浦科很失望”。

                                                                                                                                                                          混改深化

                                                                                                                                                                          对于此次发生股权变更,继而实控人由最初的国资系统变更为公司管理层,浦东科投这一番动作被外界认为是实施“混改”的一种形式。

                                                                                                                                                                          工商资料显示,浦东科投注册于1999年6月,注册资本30亿元,董事长与法定代表人均为朱旭东。在未变更股权之前,宏天元持有浦东科投40%股权,上海上实与浦东投控则分别持有35%和25%股权。

                                                                                                                                                                          对于此次股权变更,浦东科投回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在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已成功实施了“混改”领域的“二次改革”,也在市场化运作中又迈出了一步,将成为一家具有国资背景的市场化投资机构。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2014年5月,浦东新区曾召开专题会研究浦东科投的“混改”事宜,最终以将绝大部分项目和资产分立,形成浦东科投与上海浦东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并引入战投上海上实,和引入管理层团队的宏天元入股。这一三步走战略,使浦东科投在当年底完成了第一次混改,由一家纯国有独资企业转变为一家混合所有制企业。

                                                                                                                                                                          华创证券一位分析师表示,本次浦东科投“混改”加码,让渡出国资控股权,具有地方混改“标杆意义”,也体现了本轮“真混改”强调“注重提高社会资本在国企中权利”的内在诉求。

                                                                                                                                                                          “2014年时,浦东科投的混改便是国内最具有激励的优势案例,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托上海功能定位,将市场化与团队专业化的经营理念融入国企,本身就是一次重大的尝试与突破。而本次混改力度进一步加强,国资让渡控股权与社会资本接棒管理,将为公司进一步市场化带来新动力,未来公司通过依法行使股东权利达到改善公司经营管理,进而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上述分析师解释。

                                                                                                                                                                          实际上,谈及两次“混改”时,浦东科投回应表示,自身的改革“是走在浦东乃至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前列,起到了一定示范引领效应,并在国资国企改革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是在优化治理结构、市场化用人机制和团队激励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此外,上海一家私募人士亦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浦东科投“混改”能够持续深入,也缘于上海在本轮国企改革中的动作不断。

                                                                                                                                                                          “除去浦东科投的案例外,上海在国企改革的众多领域走在全国前列。比如对绿地控股等国企进行资产证券化,为飞乐音响引入多元投资,以及在上港集团等大国企施行员工持股,都已经获得实践。”该私募人士说。

                                                                                                                                                                          本报记者 陈植 上海报道

                                                                                                                                                                          对高净值人群万亿美元海外财富征税的大幕自7月1日开启接近半月,新税制下海外资产如何缴税成了这一群体时下最为关注的话题。

                                                                                                                                                                          7月1日,由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的《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正式施行。

                                                                                                                                                                          它也被称为中国版的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以下简称CRS)。

                                                                                                                                                                          按照《管理办法》规定,对新开个人账户,金融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尽职调查。对存量账户,金融机构应当于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对个人低净值账户的尽职调查,在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对个人高净值账户尽职调查。

                                                                                                                                                                          “年底前,我们需完成对100万美元以上的国内居民海外账户的尽职调查。”多家银行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

                                                                                                                                                                          逾万亿美元海外资产

                                                                                                                                                                          纳入新税制

                                                                                                                                                                          6月20日,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联合发布《2017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1000万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规模已达到158万人,坐拥165万亿元人民币财富。

                                                                                                                                                                          多位金融业内人士测算,“若按5%资产配置海外估算,国内高净值人群的海外财富总额达到8.25万亿元人民币,超过万亿美元。但这意味着逾万亿美元海外财富正悄然被纳入征税范畴。”。

                                                                                                                                                                          记者多方了解到,为了规避缴税压力,个别高净值人群纷纷选择将资产转移至美国,原因是美国尚未加入CRS。

                                                                                                                                                                          “不过,这种做法未必行得通。”一位熟悉CRS相关条款的律师告诉记者。一方面美国本身执行严格的资产来源申报与缴税规定,贸然向美国转移大量资产,反而会引起美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关注;另一方面美国相关税率较高,容易出现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局面。

                                                                                                                                                                          在他看来,当前各国通过CRS加强居民海外财富的征税力度,已是大势所趋。国内高净值人群真正该留心的,是合理做好税务筹划,避免跌入双重征税的烦恼。

                                                                                                                                                                          两类人群涉及

                                                                                                                                                                          多位业内人士透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之所以联合100多个国家推行CRS,主要目的就是防范各国居民利用不同国家税率高低差别,对外转移资产避税减税。

                                                                                                                                                                          通常,很多国家富豪都会在避税天堂开曼群岛、维京群岛等地开设离岸账户或离岸信托公司,利用当地免征个人所得税与资本利得税的税收优势,将大量资产转移至此,以此减轻自己应缴的税负。

                                                                                                                                                                          “近年,这种避税行径已经引起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的注意。”上述熟悉CRS相关条款的专业律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比如美国金融监管部门为了向美国人海外资产征税,不断加强与避税天堂开展美国人离岸账户信息交换工作,迫使美国人难以再利用资产转移出境避税。正是得益于这个“灵感”,让OECD很快联合100多个国家共同推行CRS。

                                                                                                                                                                          在他看来,目前受中国版CRS政策波及的高净值人群,主要有两类,一是人在境内,但大量资产留在境外;二是人在境外(已经取得海外国籍),在境内还保留大量金融资产。

                                                                                                                                                                          “一旦这两类高净值人群被纳入CRS监管范畴,可能会出现三种海外财富征税现象。”他进一步指出,一是海外资产来源不明,可能被相关部门查处追税;二是海外资产有合法来源,但一直没有进行税务申报;三是海外金融资产额度庞大,远远超过国内每人每年5万美元的换汇额度,容易被相关部门怀疑其中存在违规运作大量资金转移出境行为。

                                                                                                                                                                          但是,当前CRS政策主要的监管对象,是第二种状况。至于海外资产来源不明与违规转移大量资金出境行为,相关部门可能会按照其他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其实CRS核查的主要对象,也是高净值群体的海外金融资产,即股票、理财产品、信托、债券等,而海外房地产、古董字画、游艇飞机、公司股权尚未纳入监管范畴。

                                                                                                                                                                          “但是,有一类公司除外,而且会被CRS从严监管。”多位业内人士透露,它就是消极类非金融公司股权。具体而言,这类公司主要注册在开曼群岛、维京群岛等避税天堂,其逾50%的收入来自股息分红、红利、租金、特许权使用费等其他投资收益分红,因此这类公司容易被CRS视为个人资产转移出境避税减税的工具,从严核查其资金来源与投资流向是否合规,相应投资收益分红是否存在逃税行为。

                                                                                                                                                                          双重征税悬疑

                                                                                                                                                                          随着中国版CRS落地,不少高净值群体开始担心自己海外财富是否会陷入双重征税的范畴。

                                                                                                                                                                          具体而言,他们已经在国外按照当地规定缴纳了税收,但国内相关部门认为海外财富并没有足额缴税,要求他们在国内再补缴一笔税收。

                                                                                                                                                                          “这种双重征税状况的确会存在。”前述熟悉CRS相关条款的律师解读,首先,我国规定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5%,若国内高净值人群在某个国家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只有10%,那么国内相关部门会认为其中存在不合理避税行为,要求高净值人群在国内补缴至少15%的所得税;其次,有些国家用资本利得税替代个人所得税,若国内高净值人群在当地缴纳了资本利得税,但国内相关部门可能认为他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转而要求他补缴相应的个人所得税率。

                                                                                                                                                                          在他看来,要避免双重避税现象发生,国内高净值群体尽可能选择与中国税种相近(共同设有个人所得税)、相关税率接近的海外国家存放海外资产。若这个国家设定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为30%,高净值人群不如将资金转回国内缴纳25%个人所得税,还能减轻5%税收负担。

                                                                                                                                                                          近期,他劝阻多位国内高净值人群将资产转移美国避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既有个人所得税(个人劳动劳务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又有资本利得税(通过各类投资获得的收益缴纳资本利得税),因此高净值人群需缴清上述两项税收并出示相应缴税证明,才能避免国内相关部门重复征税。不过,考虑到美国相关税收税率较高,在美国缴税其实得不偿失。

                                                                                                                                                                          他强调说,国内高净值人群要彻底解决海外财富双重征税的烦恼,还得做好合理的税务筹划,通过买入保险、家族信托等产品,可以起到延时纳税等作用。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 李果

                                                                                                                                                                          成渝城市群,成都和重庆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城市”,那么谁才是这个城市群中的“第二城”呢?

                                                                                                                                                                          根据《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到2020年,将基本建成经济充满活力、生活品质优良、生态环境优美的国家级城市群。而要建成国家级城市群,不仅需要依靠成都和重庆两地的引领,成渝之间其他城市的发展程度也是关键。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成渝第二城”应是经济指标与产业辐射能力的综合反映,其背后,是有能力在多个方面成为成都和重庆经济辐射能力的“中继站”,即不仅能发展本市经济,还能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发展。

                                                                                                                                                                          谁是成渝第二城?

                                                                                                                                                                          “成渝第二城”的概念首次被提出,是在2016年第七届C21论坛【四川城市发展市(州)长论坛】上。当时南充市主要负责人首次提出将南充定位成为“成渝第二城”。2017年南充市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将此列为该城市未来的发展目标。

                                                                                                                                                                          由此,“成渝第二城”之争浮出水面。

                                                                                                                                                                          21世纪经济研究院注意到,在成渝城市群中,还有众多类似南充的三四线城市存在。它们的共同点是:位于成都和重庆两地之间,GDP突破千亿,部分产业已经具有全国性的竞争力。

                                                                                                                                                                          从四川来看,主要包括绵阳、德阳、宜宾、南充和泸州5座城市。而重庆市除主城区外,经济总量最高的区为万州区,但该区位于重庆东侧,因此不纳入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从经济总量观察,2016年绵阳市经济总量已经超过1800亿元,按照目前发展速度,或在2019年前后突破2000亿关口。在绵阳市之后,是GDP达到1752亿元的德阳市。宜宾市和南充市的GDP在2016年也突破了1600亿元,两座城市分别位于川东北和川南城市群中。泸州市经济总量在上述5座城市中排名末位,为1481亿元。

                                                                                                                                                                          交通通达性也是需要重点考量的方面。作为西部地区,物流运输成本、交通便利化程度高低直接影响城市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

                                                                                                                                                                          从现状看,除成都和重庆的机场具备“枢纽级”通达优势外,其他城市机场规模均偏小。从中国民航局发布的2016年全国机场旅客吞吐量排名观察,成渝地区除成都重庆外排名最高的是绵阳机场,2016年以超200万人次的吞吐量排名全国第49位。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绵阳机场的吞吐量规模,充分反映了该地区的经济活跃程度。而根据计划,绵阳机场希望在“十三五”期间,建设成川西北、陕甘南地区航空枢纽。

                                                                                                                                                                          在绵阳机场之后,按旅客吞吐量排名的分别是泸州、宜宾、南充和万州。高铁方面,目前除宜宾和泸州未通高铁外,其余城市皆有高铁或动车组到达。

                                                                                                                                                                          产业方面,能否承接成都、重庆两地的产业转移,或为两地主导产业做加工配套,是上述地区经济能否更快发展的关键。21世纪经济研究院注意到,成都和重庆的工业均以汽车为支柱产业,而包括南充、绵阳在内的数个城市,亦明确将发展汽车产业。

                                                                                                                                                                          南充市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将持续壮大汽车汽配产业集群,并将吉利新能源商用车项目作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一号工程”。围绕南充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建设,大力招引一批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控等核心部件和变速箱、车桥总成等配套企业,打造西部新能源商用车研发生产基地。

                                                                                                                                                                          而根据绵阳市政府规划,到2020年,绵阳汽车产业园形成整车产能40万辆,总销售收入390亿元以上,成为四川第二大汽车产业基地。

                                                                                                                                                                          上述两地除了原有汽车产业优势外,还得益于分别靠近成都和重庆,适宜于为两地做配套产业。

                                                                                                                                                                          “傍成都”很关键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要成为成渝第二城,上述城市应该首先成为区域性的中心城市。

                                                                                                                                                                          按照四川省此前的城市群划分标准,绵阳、德阳属于成都城市群。宜宾、泸州属于川南城市群,而南充则归于川东北城市群。

                                                                                                                                                                          就绵阳和德阳而言,其经济发展的最大机遇,来自于近年来四川省和成都市力推的“成德绵一体化”发展策略,其对标对象为广州、佛山的“广佛同城化”,以及沈阳、抚顺的“沈抚同城化”,目标是区域内的经济与产业协同化发展。

                                                                                                                                                                          事实上,根据《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在四川省的中心城市发展定位中,成都是唯一的“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包括绵阳、泸州、宜宾和南充,而德阳被列为地区性中心城市。

                                                                                                                                                                          尽管德阳是唯一的“地区中心城市”,但在上述城市中,德阳却有距离成都最近的地理优势,因此德阳也提出了成为成都“副中心”的城市发展目标,希望可以依傍成都实现跨越发展。即以成都主城区为核心,南有天府新区、北有德阳新城的“一核两中心”格局。

                                                                                                                                                                          泸州和宜宾在川南城市群中一直存在竞争关系,因为两地不仅是四川省内长江航运的主要区域,同时在白酒、化工等产业上皆有竞争关系。

                                                                                                                                                                          从2016年的经济总量看,宜宾高于泸州市172亿元,但从机场旅客吞吐量,以及港口运力而言,泸州却反超宜宾。

                                                                                                                                                                          数据显示,2016年,泸州市内河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3458.57万吨,集装箱吞吐量50.1万标箱。宜宾全年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870万吨,集装箱吞吐量30.1万标准箱 。

                                                                                                                                                                          同时,泸州在获批四川自贸区川南临港片区后,将依托相关政策优势,进一步做大其在长江上游港口、航运业上的规模。

                                                                                                                                                                          但泸州、宜宾进一步做大做强,除吸引成渝两地的资源外,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能否借助临近云贵两省的地理优势,成为“川滇黔”的区域中心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上述城市GDP持续增长,但就四川省内而言,成都一城独大的局面仍未改变。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形成这一状况的因素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西部地区多以省会“单中心”模式发展,即省会城市大多是省内单极核心城市,各种公共资源如交通、医疗、教育等都集中在此。第二则和西部地区的各个城市市场化程度差别较大,大部分非省会城市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导致各种资源要素更倾向于向省会城市集中。

                                                                                                                                                                          因此,成渝两地要真正培育出“第二城”,龙头城市如何与其他城市实现经济与产业更加合理的协作与竞争关系,至关重要。

                                                                                                                                                                          近年来,网购大促时电商平台要求商家“二选一”的现象不断发酵,今年争议尤甚。

                                                                                                                                                                          “从2013年开始,天猫就要求商家在‘双11’时‘二选一’,但今年‘618’时力度前所未有的大。”一位要求匿名的商家7月11日告诉记者。

                                                                                                                                                                          “如果不接受天猫的‘二选一’,商家会被警告不能出现在天猫的活动会场、消除商品品类入口、搜索降权等,甚至只能通过精准搜索才能在天猫上找到商家。”上述商家说。

                                                                                                                                                                          7月12日,京东和唯品会发布了关于联合抵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声明,声明写道:近期,不断有商家分别向京东和唯品会反馈:某电商平台利用其市场垄断地位,以各种方式要求商家签署所谓的“独家”合作,并从京东和唯品会等平台退出,否则将会受到削减活动资源、搜索降权、屏蔽等处罚。

                                                                                                                                                                          对于电商促销中频发的“二选一”现象,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认为,这是否限制了商户的自由选择权,是否抑制了相关市场的竞争,监管部门要有明确的表态。

                                                                                                                                                                          “二选一”持续发酵

                                                                                                                                                                          “618”落幕,但“二选一”话题却升级。继女装品牌裂帛6月18日在京东关店后,另一个女装品牌七格格6月19日退出京东。对此,京东6月20日发声明称,“针对个别女装商家向京东提出了关店的要求,这不是第一次,肯定也不是最后一次。”

                                                                                                                                                                          另一名服装品类商家告诉记者,今年“618”之后,天猫要求与其签订独家合作协议。要求其关闭包括在京东、唯品会、当当等其他电商平台的品牌店铺。

                                                                                                                                                                          上述匿名商家说,“天猫提供的这种独家合作协议针对的是全部平台,但其实只在乎京东,少数也针对唯品会”。他介绍,“二选一”的方式有多种:一种是在其他平台关店;一种是不在其他平台进行任何促销;一种是特殊时段不在其他平台促销,主要集中在“618”、“双11”、“春季和秋季新风尚”期间。

                                                                                                                                                                          “如果选择关店,那么天猫会对商家允诺资源倾斜,比如搜索加权、位置更好的广告位等,”他说,“但即使获得倾斜,大品牌商家也无法弥补在其他平台关店的损失。”

                                                                                                                                                                          “如果不接受天猫的‘二选一’,商家会被警告不能出现在天猫的活动会场、消除商品品类入口、搜索降权等,甚至只能通过精准搜索才能在天猫上找到商家。”上述匿名商家说。

                                                                                                                                                                          “对商家来说,选择什么平台、什么模式,应该是由充分的市场竞争形成,而不是人为设定一个格局。至于哪个平台更好,应该是由消费者来说。”上述服装品类商家说。

                                                                                                                                                                          相关监管不能缺位

                                                                                                                                                                          京东方面7月12日对记者表示,目前除声明外没有其他披露内容。唯品会公关部门人士则告诉记者,本次唯品会联合京东发声纯粹是本着维护市场公平健康有序发展的目标,其他情况主要以官微发布的声明为准。

                                                                                                                                                                          声明所指虽未“点名”,但阿里巴巴公关部门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提供了一份《天猫对“碰瓷式竞争”的声明》,其中称: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某些电商公司一旦遇到竞争,就把“二选一”当做有效的碰瓷手段,对公众,市场甚至主管部门进行误导、混淆和情绪煽动。

                                                                                                                                                                          “电商平台要求商家‘二选一’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需要考虑特定条件。如果商家与平台在网购促销活动之前签订的不是独家合作或是其他排他性合作协议,平台在大促期间以威胁等手段要求商家‘二选一’,就涉嫌不正当竞争。”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告诉记者。

                                                                                                                                                                          2015年10月1日,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了《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活动管理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其中要求,网络集中促销组织者不得违反《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限制、排斥平台内的网络集中促销经营者参加其他第三方交易平台组织的促销活动。

                                                                                                                                                                          《法制日报》6月23日报道称,该《暂行规定》出台后,经历了2015年的“双11”,2016年的“618”“双11”和今年的“618”等电商平台发起的集中促销活动,虽然每次“二选一”都在上演,但没有看到执法部门对此现象采取行动。

                                                                                                                                                                          “对于这种说法不一、莫衷一是的市场行为,对于面对两难选择的商户,监管部门应该给一个说法,引导电商平台的行为,兴利去弊。”时建中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监管,大多采取大促前召集电商平台提醒注意要点等行政指导手段,而不是对‘二选一’进行处罚的手段,主要原因是取证难,商家相对于平台处于弱势,两头都不愿意得罪。”李俊慧说。

                                                                                                                                                                          “监管部门对于市场的监管,既包括个案调查也包括整体运行情况的监督,个案调查有严格的行政执法要求。”时建中说。他强调,只有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市场才能真正地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相关法律如何修订?

                                                                                                                                                                          现实中对“二选一”监管难,还与《暂行规定》未明确罚则有关,其仅规定网络集中促销组织者违反上述规定的,依照《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查处。

                                                                                                                                                                          目前,《反不正当竞争法》正在修订之中,已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草案直接涉及互联网经济的只有第十四条,列举了四类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在互联网领域从事影响用户选择、干扰其他经营者正常经营的行为。

                                                                                                                                                                          同济大学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旭认为,上述规定主要是针对国内搜索引擎业务、安全软件业务中曾出现的恶性竞争行为,很难解决电商行业涉嫌不正当竞争的纠纷。

                                                                                                                                                                          值得注意的是,工商总局2016年3月提交给国务院审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曾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相对优势地位,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方的交易对象。

                                                                                                                                                                          但此条文没有出现在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中。时建中认为,规范相对优势地位是必要的,但是应由反垄断法规制,他建议加快启动反垄断法的修改进程。

                                                                                                                                                                          在此情况下,可供依据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即“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

                                                                                                                                                                          “法律不可能穷尽列举所有的不正当竞争情形,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有关部门是有一定能力根据这个一般条款进行判断的。”李俊慧说。

                                                                                                                                                                          原标题:港生内地打拼记

                                                                                                                                                                          黎诺瑶(左)林苑均(右)在前往采访的路上。(照片由作者提供)

                                                                                                                                                                          根据协议,苹果公司将授权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苹果公司在中国大陆运营iCloud服务的唯一合作伙伴,云上贵州公司作为运营主体,在中国大陆境内运营iCloud服务。

                                                                                                                                                                          苹果公司将在贵州省贵安新区注册实体公司,与云上贵州公司合作建设iCloud贵安新区主数据中心,该数据中心由云上贵州运营,苹果公司提供技术支持。数据中心在设计中全部采用绿色可再生能源供电。

                                                                                                                                                                          苹果公司全球副总裁丽萨·杰克逊表示,苹果公司很荣幸与云上贵州合作,这一新的合作关系将通过减少延迟和提高可靠性,改善中国iCloud用户的体验。

                                                                                                                                                                          今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7条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苹果iCloud中国用户的照片、视频、文档和应用程序等数据逐步存储在中国境内。

                                                                                                                                                                          贵州省政府副秘书长、贵州省大数据局局长马宁宇表示,数据中心的建立是我国网络安全法颁布实施以来,与国际互联网巨头合作的首个典范,同时也是苹果公司积极响应中国政府希望其在华加大投资、深度合作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