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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界事件由印方而起。6月18日,印度边防部队270余人携带武器,连同2台推土机,在多卡拉山口越过锡金段边界线100多米,进入中国境内阻挠中方的修路活动。印边防部队越界人数最多时达到400余人,连同2台推土机和3顶帐篷,越界纵深达到180多米。印方行为引发局势紧张。

                                                                                                                                                                            历经2个多月,越界事件终以印军主动撤出中国领土而得以解决。这种“主动”背后,反映出几点重要事实。

                                                                                                                                                                            首先,印军越界确是违反双边条约和国际法。1890年,中国和英国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划定了中国西藏地方和锡金之间的边界。该条约规定,洞朗地区位于边界线中国一侧,是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长期以来,中印两国按1890年条约确定的边界线实施管辖,对于边界线的具体走向没有异议。边界一经条约确定,即受国际法特别保护,不得侵犯。事实上,印方深知理亏,对越界事件保持相对低调,避免主动宣传和报道。

                                                                                                                                                                            其次,中国主权权益不容侵犯。越界事件背后反映出印度的政治和战略企图。印度以种种“借口”为其越界行为辩护,核心目标是在洞朗地区制造争议,甚至干扰中国与不丹之间的划界谈判。中国边防部队及时在现地采取紧急应对措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合法权益。中方通过外交渠道向印方传递清晰信息,划设红线,防止印方做出不切实际的误判。中国外交部发布题为《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的文件,向国际社会揭示真相。显然,中国保持战略定力,以理服人,通过外交沟通维护国家利益,也促使印度最终放弃侵害中方主权权益的幻想。

                                                                                                                                                                            第三,中印友好符合两国利益。中印两国互为重要邻国,双边关系应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良性发展。两国身为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完全可以携手发展。两个国家之间难免出现各种问题,通过对话增加互信、通过沟通管控分歧,才是维护中印关系良好发展的正确路径。

                                                                                                                                                                            另外,值得警惕的是,在此次越界事件过程中,个别国家和某些西方媒体不断发出噪音,试图搅动中印关系和地区稳定。未来这些势力恐不会轻易罢手,仍会伺机生事。中印都要擦亮眼睛,避免落入陷阱。

                                                                                                                                                                            中国坚决捍卫主权权益,同时也重视发展同印度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国重视对周边关系,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政策。印方则应认清现实、顾全大局,与中国相向而行。

                                                                                                                                                                            (苏晓晖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日前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的感人事迹,高度概括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了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的伟大号召,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国人民为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而不懈奋斗。

                                                                                                                                                                            弘扬塞罕坝精神,就要始终牢记使命,扛起建设美丽中国的历史重任。55年时间,塞罕坝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变为“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鸟的乐园”,最根本的就在于塞罕坝人听从党的召唤,始终牢记修复生态、保护生态的历史使命。今天,建设美丽中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使命。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们必须深刻铭记任何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的历史教训,必须深刻认识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以切实之举践行使命,以身体力行落实责任,汇聚起13亿人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磅礴之力。

                                                                                                                                                                            弘扬塞罕坝精神,就要坚持艰苦创业,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品格艰苦奋斗、攻坚克难。在当年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塞罕坝人吃黑莜面、喝冰雪水、睡地窨子,激发起的是“一日三餐有味无味无所谓,爬冰卧雪冷乎冻乎不在乎”的乐观主义情怀;更坚持依靠科学精神解决高寒地区造林育林的技术难题,一代接着一代干,创造了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的人间奇迹。建设美丽中国的进程中,无论是破除能源资源约束难题,还是偿还生态环境欠账,都不是一次冲锋就可以解决的。但只要我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发扬爬冰卧雪、以苦为乐的精神,发扬“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精神,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什么难题不能破解,什么大事不能干成?

                                                                                                                                                                            弘扬塞罕坝精神,就要推进绿色发展,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历经55年建设发展,塞罕坝展现出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的美好图景,深刻印证了“保护生态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论断,深刻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今天,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紧迫而艰巨,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更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塞罕坝这一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范例启示我们,把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作为基本方针,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以塞罕坝精神为标杆,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就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每个人出门上路都少不了查看道路指示牌。但有的指示牌指示不明晰,有的摆放不合理,不仅耽误出行还可能引发交通事故。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15名受访者的调查显示,76.8%的受访者称道路指示不合理给自己带来过麻烦,60.0%的受访者遇到过指示模糊难理解的情况,62.8%受访者建议整体规划城市道路和指示标识。

                                                                                                                                                                          60.0%受访者遇到过指示模糊难理解的情况

                                                                                                                                                                            在上海某驾校做质检工作的王飞(化名)觉得当地的道路标识大体比较合理。“但是去其他城市也遇到过道路指示不够健全的情况,多数是在城市道路上”。

                                                                                                                                                                            调查中,64.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所在地的道路指示牌合理,27.7%的受访者认为一般,7.5%的受访者认为不合理。

                                                                                                                                                                            王飞注意到一些道路标识线画线不够合理,“比如同向两车道,地上箭头都是直行,临到路口左侧临近中心隔离线的车道突然变为左转弯车道。还有些路口的左转弯车道没有设在左侧。有些做得好的城市会在距离路口500米外,设置蓝色指示牌提前告知前方车道分布情况,而有些城市就没有”。

                                                                                                                                                                            老家在沈阳的乔宇梁两年前到天津从事医药工作,直到现在他仍旧会被天津的桥搞晕。“我现在在天津最怕走上桥的路了。指示牌不是很清楚,一个桥通常有很多的岔口,不知道哪个指示牌对应哪个路口,稍不留神就会走错。”此外,乔宇梁觉得,有时夏天路边的树木不及时修剪、枝叶过于繁茂,会出现遮挡路牌的情况,导致标识不易被发现。

                                                                                                                                                                            调查显示,60.0%的受访者遇到过指示模糊难理解的情况,50.6%的受访者遇到过指示牌位置偏僻、不好找的情况,42.6%的受访者遇到过该有指示的地方没有指示的情况,38.0%的受访者遇到过指示牌之间相互矛盾,17.9%的受访者遇到过指示内容与实际不符。

                                                                                                                                                                          62.8%受访者建议整体规划城市道路和指示标识

                                                                                                                                                                            调查中,76.8%的受访者称道路指示不合理给自己带来过麻烦。

                                                                                                                                                                            乔宇梁觉得,城市的火车站、飞机场等地方人流密集,但有的地方火车站周边的道路指示不是很清楚,让人分不清哪条路通往公交、地铁站,哪条路通往出租车站。“我有个朋友去杭州东站接人,结果让被接的人等了半个小时,就是因为在地下车库找不到通往接站的出口。出现这样的情况耽误时间,也会让人烦躁”。

                                                                                                                                                                            王飞觉得道路标识不合理会影响道路通行。“有的城市特别拥堵,除了机动车数量多,还与道路标识有关。不科学的标示线会影响通行率,还有可能给道路留下安全隐患,引发道路危险”。

                                                                                                                                                                            对于道路指示不合理可能带来的问题,78.9%的受访者认为是出行者走错路或绕路,58.4%的受访者认为是降低道路的通行效率,44.8%的受访者认为是影响外出时的心情,27.0%的受访者认为会引发交通事故。

                                                                                                                                                                            “不要小看一个道路指示牌,这往往关系着一个城市的道路规划。”乔宇梁觉得道路标识的建设需要有统一规划。“道路发生了改变,相应的道路标识也要及时调整。还有就是在安装指示牌时,要考虑整条道路的情况,比如几个标识牌之间的距离,有没有和之前设立的标识牌相矛盾等”。

                                                                                                                                                                            要解决道路指示不合理的问题,62.8%的受访者建议整体规划城市道路和指示标识,60.6%的受访者建议设计前实地走访考察道路情况,59.3%的受访者建议组建专业的设计团队,47.3%的受访者建议建立反馈渠道,及时调整不合理标识。

                                                                                                                                                                            受访者中,来自北上广深的占33.5%,来自其他直辖市或省会城市的占37.1%,来自省会城市以外地级市的占21.1%,来自县级市的占5.8%,来自乡镇或农村的占2.4%。

                                                                                                                                                                            近日,一篇题为《月薪3万,还是撑不起孩子一个暑假》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热传,某位做企业高管的母亲在文中算了一笔账,孩子仅一个暑假参加的游学、各类培训班等费用就超过3万元。文章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有些人感叹“养孩不易”,也有不少人觉得,当下父母的教育消费不够理性。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3名受访者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48.3%的受访者坦言身边父母的教育消费不理性。59.9%的受访者觉得导致教育消费不理性的原因是培训机构、商家的宣传强化了社会上的焦虑情绪。62.8%的受访者心中成功的教育应该是寓教于乐、在玩中学。

                                                                                                                                                                            受访者中,00后占0.8%,90后占18.2%,80后占54.8%,70后占20.1%,60后占5.4%。81.5%的受访者是孩子家长,18.5%的受访者不是。

                                                                                                                                                                          59.4%受访者认为孩子参加了过多兴趣班、辅导班

                                                                                                                                                                            “周六上午学奥数,下午学古筝,晚上还有英语一对一课程……”在北京工作的80后薛雪迎谈起小外甥的周末安排,直言“他比成年人还忙”。“我姐姐觉得,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课内的学习要拔尖,课外的特长也需要培养”。

                                                                                                                                                                            在北京某高校读研二的陈泽涛身边也有父母十分在意子女的教育投资。“我妈单位的一个同事,花两万多元钱给孩子报了‘美国名校体验行’的夏令营。一共12天时间,主要是到美国一些常青藤名校进行参观。”陈泽涛并不看好这次“投资”,“两万元是妈妈近4个月的工资,而孩子才只是初中二年级,这次夏令营未必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调查中,48.3%的受访者坦言身边父母的教育消费不理性,其中8.1%的人认为非常不理性。也有44.0%的受访者认为理性。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史静寰表示,重视教育长期以来是我们民族的传统,近几年来较为突出的“教育消费不理性”问题,和当下社会分工逐渐细化、劳动力市场对学生素质能力的期待逐渐提升等因素有关。“家长教育消费的不理性,其实是更长远地考虑到了就业市场的竞争加剧,在孩子未成年时就开始了早期准备”。

                                                                                                                                                                            父母教育消费不理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数据表明,59.4%的受访者认为孩子参加了过多兴趣班、辅导班。其他方面还有:昂贵的夏令营、冬令营(55.8%),为读好学校而交巨额“借读费”(50.8%),请一对一家教(39.2%),给孩子购买高端学习用具(33.3%),送孩子手机、相机、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33.0%),送孩子出国游学、留学(30.8%),无条件满足孩子的“愿望”(24.9%),给孩子购买各类书籍、辅导资料(21.2%)和购买在线课程(13.9%)等。

                                                                                                                                                                            史静寰认为,在学校教育无法满足孩子个性化发展的情况下,针对孩子某一方面存在的薄弱点进行补习是必要的,“但如果单纯为了追求分数而强迫孩子进行大量的重复性劳动,就失去了补习的意义”。

                                                                                                                                                                            本次调查中,65.2%的受访者认为教育消费更多是父母一厢情愿。17.8%的受访者认为是孩子主动要求,17.0%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59.9%受访者认为培训机构、商家等的宣传强化了社会焦虑情绪

                                                                                                                                                                            “就拿大学的自主招生来说,基本上只有在各种全国奥赛中拿过奖的学生,才有机会获得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资格。”薛雪迎觉得,家长为孩子“疯狂”报班,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社会竞争对人才要求的标准确实提升了。

                                                                                                                                                                            在陕西西安做行政工作的70后沈媛是一名高二孩子的妈妈,从孩子上小学起,沈媛先后给他报过英语辅导班、写作培训班、吉他特长班,和小升初、初升高时的预科班,参加过两次夏令营,还购买过复读机、点读机、电子词典等新式学习用具。“基本上只要孩子的要求是正当的,我们都会满足。其实也没想太多,就是别的孩子有的东西,也不想让自家孩子少了。”

                                                                                                                                                                            对于导致教育消费不理性的原因,59.9%的受访者认为是培训机构、商家等的宣传强化了社会上的焦虑情绪;57.0%的受访者认为激烈的社会竞争让人不得不在子女教育上投入更多;52.1%的受访者认为教育部门和学校无法引导家长理性对待教育;51.0%的受访者认为这源于父母对子女教育的焦虑情绪;32.5%的受访者认为是成年人之间的攀比心理;29.2%的受访者觉得是父母对孩子的溺爱。

                                                                                                                                                                            “对孩子教育的过度投资,满足的其实是家长的一种心理需要。”史静寰认为,很多家长是根据自己盲目的理解去规划孩子的人生道路。

                                                                                                                                                                            史静寰还表示,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也会对家长的教育消费观念产生影响。“我们对于‘高考状元’‘分数决定命运’等话题的宣传,对于一些‘出人头地’故事的格外关注,会使社会心理层面形成一种追捧标杆而忽略平凡的心态,也使得家长们的教育消费变得不够理性”。

                                                                                                                                                                            在进行教育消费时,70.1%的受访者会考虑是否对孩子未来发展有利,孩子是否感兴趣(58.4%)、自身经济实力(53.1%)、身边其他父母的选择(32.3%)和性价比(23.5%)也是考虑因素。

                                                                                                                                                                          62.8%受访者心中成功的教育应该是寓教于乐、在玩中学

                                                                                                                                                                            调查中,62.4%的受访者不认同“花钱越多教育质量越好”,31.3%的受访者对此比较认同,6.3%的受访者非常认同。

                                                                                                                                                                            “我觉得真正好的教育应该是父母和孩子平等交流、共同成长。”陈泽涛认为,平等的亲子关系更能培养孩子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的能力,有利于将来的发展。

                                                                                                                                                                            薛雪迎则认为,成功的教育应当是陪伴和言传身教。“父母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应该首先做到”。

                                                                                                                                                                            62.8%的受访者认为成功的教育应该是寓教于乐,在玩中学;51.3%的受访者认为让孩子和优秀的同龄人在一起很重要;47.3%的受访者看重父母的言传身教;45.0%的受访者觉得应在旅行和阅读中开阔眼界。

                                                                                                                                                                            其他还有:遵从孩子自身意愿(34.1%),激发起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30.6%),着重发展某一项特长(19.4%),一对一地制定符合孩子自身特色的培养方案(18.8%)。

                                                                                                                                                                            “我们应加强对社会培训机构资质和能力的管理,要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统筹并有机结合起来,构建学习型社会的社会氛围。”史静寰说。

                                                                                                                                                                            “家长本身也需要教育和引导。”对于家长,史静寰建议,一是要意识到孩子个体的差异性;二是不应把自己生活中的缺憾强加到孩子身上,应该更多地关注到孩子的兴趣。“家长要做的,是在孩子自然成长的过程中,为其提供必要的支持,但绝不是强制和替代”。

                                                                                                                                                                            每年八九月份,都会有很多新人进入职场,初涉办公室的第一条规则就是学会称呼人。称呼不当,可能会对刚起步的职业生涯产生不利影响。对于职场前辈的称呼,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讲究:有称“师傅”“老师”,有称“某某姐”“某某哥”,还有称“某某总”“某某处”……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972名职场人士的调查显示,75.9%的人刚入职场时有过“不知如何称呼前辈”的困扰。职务(46.0%)、师傅(44.2%)、某哥某姐(41.3%)是最常见称呼。受访者建议职场新人称呼前辈时注意:就高不就低(53.5%)、察言观色(50.1%)和忌太过亲密(38.1%)。

                                                                                                                                                                            受访者中,32.4%的人在民企,22.1%的人在外企,20.0%的人在国企,18.5%的人在事业单位,4.3%的人在国家机关,2.2%的人是个体户。

                                                                                                                                                                          75.9%受访者初入职场时有过“不知如何称呼前辈”的困扰

                                                                                                                                                                            “大家都比较谦虚,有些人会说你叫我‘小刘’就好,但如果他是前辈的话,这样称呼多少有些不合适。”张梦雨(化名)大学毕业后在深圳某外贸公司已工作一年,刚开始工作时常因不知如何恰当称呼同事而苦恼,“就职衔称呼可能会显得生疏,直接称哥、姐又担心不够正式”。

                                                                                                                                                                            “新人刚来时,公司有人力部门的人员带着走流程,介绍的内容就包括各部门大致的人事情况和称呼。”上海某软件公司员工王世杰(化名)说。

                                                                                                                                                                            数据显示,75.9%的受访职场人士刚入职场时有过“不知如何称呼前辈”的困扰。84.7%的职场人士认为职场新人对前辈有个恰当的称呼很重要。

                                                                                                                                                                            “将别人的职务称呼错了,不仅自己尴尬,也容易让对方觉得不被尊重。同样,得体的称呼也容易拉近彼此的距离。”北京某基层法院公务员杨帆(化名)说。

                                                                                                                                                                            张梦雨认为,除了表达对他人的尊重,职场称呼还决定着你给对方留下的第一印象。“通过称呼可以大体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认为职场称呼不是很重要。”王世杰表示,称呼只是第一印象的一部分,日后所表现出来的人品和能力更重要。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职场真人秀《职来职往》节目嘉宾岳屾山认为,正确的称呼对职场新人很重要。“初次见面时,如果称谓不是很得体,给人留下的印象就不好。作为职场新人,在称谓上犯错,对人际关系和未来成长都可能产生影响”。

                                                                                                                                                                          职务、师傅、某哥某姐是最常见称呼

                                                                                                                                                                            初入职场时人们大都如何称呼同事?数据显示,职务(46.0%)、师傅(44.2%)、某哥某姐(41.3%)是最常见称呼。其他依次为:职称(37.6%)、老师(33.2%)、老板(11.8%)、帅哥美女(10.5%)、英文名(9.0%)、学长学姐(8.0%)和中文名(6.3%)等。

                                                                                                                                                                            “在体制内,正式场合都是以‘姓+职位’称呼他人的。”杨帆说,对年纪大一点的,就是不论什么场合都以“姓+职位”相称。

                                                                                                                                                                            “如果有级别,我都是姓氏加级别,比如就叫某总、某工。”张梦雨一般都是根据对方的性别、级别、工种,以及入职早晚、熟悉程度来确定如何称呼。“那些比我入职早、与我平级的同事,我就称呼其姐/哥,既能表示尊敬,也不显得生疏”。

                                                                                                                                                                            “职场称呼跟行业、公司文化都有关,像我们公司每人都有英文名,工作时都是直接称呼英文名字。我一个朋友在一家日企工作,她们就称哥/姐,我在媒体、银行等行业的同学朋友,也有称呼老师的。”在一家外企咨询公司工作的张佳(化名)介绍。

                                                                                                                                                                            “我换过一次工作,感觉IT行业比其他行业要更宽容一些。”王世杰认为,行业、工作岗位和地域等都是影响职场称呼的因素。

                                                                                                                                                                            调查中,职场人士认为影响职场称呼的因素主要有:企业文化(54.9%)、单位性质(52.2%)和行业性质(51.4%)。此外还有:职位高低(41.9%)、工作资历(35.6%)、年龄差(31.1%)和时代变迁(26.1%)等。

                                                                                                                                                                            岳屾山认为,在国企中,大家会更注重职位的称呼,如处长、主任、部长等。私企比较宽松,称呼没那么讲究,大家可能带职位相称,也可能叫哥/姐之类。“当然,并不是所有外企职场称呼都很随意,像日本、韩国的企业文化等级比较森严,或者说比较严谨、严格,一般是要带上职位称呼,或叫前辈。如果是比较开放的企业,直呼其名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受访者认为职场新人称呼前辈要注意就高不就低、察言观色、忌太过亲密

                                                                                                                                                                            杨帆认为,对前辈的称呼最重要的是分清场合,“工作场合,还是要正式一些。私底下就可以相对随意一些”。

                                                                                                                                                                            “千万不要随意给别人起外号。”王世杰认为,起外号是很不好的做法。此外,宁愿叫年轻些不要叫老了,“不要凭外貌判定别人的年龄,不要凭姓名判断性别”。

                                                                                                                                                                            张梦雨认为,称呼既不能显得自来熟,也不能太疏离。要根据级别关系和私人关系的远近,确定是以职业性称呼为主,还是以私人性称呼为主。

                                                                                                                                                                            调查显示,受访者认为职场新人在称呼上首先要注意:就高不就低(53.5%)、学会察言观色(50.1%)和忌太过亲密称兄道弟(38.1%)。此外还有:中规中矩较为保险(35.8%)、帅哥美女勿轻易叫(33.8%)和别太小家子气(17.0%)等。

                                                                                                                                                                            “如果遇到‘传帮带’的企业或企业文化环境,会专门有个带你的老师,可以喊‘老师’或‘师傅’。”岳屾山介绍,“带有职位的称呼,是比较中规中矩的,毕竟是在职场环境中与人打交道,并不是日常朋友之间、亲人之间的称呼。”

                                                                                                                                                                            新人入职场,受访者认为还需要注意:多做多学(63.6%)、多听少说(57.7%)、与同事保持良好沟通(55.8%)、同事间不随便评价指点(54.4%)、注意公司的人文文化(39.7%)和不随便开玩笑(28.1%)等。

                                                                                                                                                                            岳屾山认为,职场新人应积极地去发现工作机会或需要自己做的事情。“不要过多地考虑‘是否在加班’等,也不要怕犯错,在一个组织内部成长,做得越多确实错的机会越多,但是你成长的经历、资历也会比别人多。你的价值也就会显现出来”。

                                                                                                                                                                            受访者中,00后占0.6%,90后占25.7%,80后占52.3%,70后占17.0%,60后占3.7%。

                                                                                                                                                                            我国确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受限于当时的发展需要,而取消了“企办园”的制度,但是,这并不代表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就不适合我国现在的状况,时代有所变化,我们的选择也要适时改变,我们要更清晰地选择适合这个时代的制度,而不是一味地摒弃。

                                                                                                                                                                            □ 本报记者  朱琳

                                                                                                                                                                            8月7日,上海市总工会发布的《上海“职工亲子工作室”设置及管理办法》,让不少娃爸娃妈看到了希望。

                                                                                                                                                                            上海市总工会鼓励在全市职工需求集中且有条件的企业、园区、楼宇等单位,探索开展职工子女全托、晚托、暑托、寒托等各类形式的托育服务。

                                                                                                                                                                            截至目前,上海已开办了68家职工亲子工作室,其中有55家开办了暑托班。

                                                                                                                                                                            对于这一规定,各地民众纷纷点赞,认为其破解了职工带娃的“痛点"问题,带了个好头,值得各地推广借鉴。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第一中学高级教师王家娟认为,可以将“企事业单位办园”纳入学前教育立法中,不仅可以补充“公办园”的不足,还可以缓解学前教育资源的紧缺问题。

                                                                                                                                                                            找个称心的幼儿园不容易

                                                                                                                                                                            在北京某国企工作的刘薇,有个3岁的女儿。9月份,女儿就该上幼儿园了,但是在家附近却没找到一家公办幼儿园。

                                                                                                                                                                            刘薇转了几家民办幼儿园,都不太满意:“环境、师资力量稍好些的,一个月要四五千元,双语幼儿园收费就更高了。便宜一些的,条件又不好。”

                                                                                                                                                                            刘薇的工作单位在海淀区,单位附近有一所211大学,学校里就有一个附属幼儿园。她专门去这家幼儿园了解过,觉得各项条件都不错,收费也不高,关键是她上下班正好带女儿上下学,实在太方便了。但是,这家幼儿园只招收本校内部教职工子女入园。

                                                                                                                                                                            刘薇听说,如果名额不满或有转让名额,可以适当招收校外人员子女。于是她就在社区论坛上发布了一条急需幼儿园转让名额的帖子,但是两个月过去,帖子也无人问津。随后,幼儿园招生办也传来消息,招收人员已满。

                                                                                                                                                                            “真是一园难求啊!”刘薇无奈地告诉记者,为了不耽误女儿入园,与家人商量后,他们选择离家3公里远的一个民办双语幼儿园,每个月5500元。

                                                                                                                                                                            刘薇说,女儿入园后,除了家庭开销大幅增加外,更棘手的问题是,他们没法按时接送孩子,只好将孩子的姥姥姥爷从农村接来。

                                                                                                                                                                            刘薇的同事刘晓娜,尽管儿子早已上了幼儿园,却也被孩子的问题困扰。在儿子幼儿园放暑假期间,因为家里没人看孩子,刘晓娜一直把4岁的儿子带在身边,一边工作一边照看儿子。眼看幼儿园就要开学了,跟着妈妈上了两个月班的儿子终于可以去幼儿园了,可新的问题也来了,谁负责接送呢?

                                                                                                                                                                            刘晓娜说,她和同事们都特别希望自己的单位能有家属幼儿园,就像他们小时候那样,由父母接送,上下班和上下学谁也不耽误,自己也能安心工作。

                                                                                                                                                                            公办幼儿园数量不足

                                                                                                                                                                            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秦涛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入园难、入园贵是学前教育中最受社会关注的问题,这也是很多城市的通病。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稳定增长,很多欠发达地区的人们纷纷涌入一线大城市,他们的孩子也进入城市生活,城市资源结构失衡。

                                                                                                                                                                            在秦涛看来,由于我国学前教育基础薄弱,面对日益增长的学前教育需求,显现出供求不畅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北师大教育学部教授刘焱就曾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举行的教育界别联组会议上指出,我国20.99万所幼儿园,公办园仅占24%左右,企事业办园占比9%左右,民办园占比达到66.36%。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公益普惠”程度较低,民办幼儿园占比过高,质优价廉的公办幼儿园数量明显不足,“公办民办并举”格局尚未形成,质优价廉的公办幼儿园成了“一位难求”的稀缺资源,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由于我国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和事业单位办幼儿园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责任,减轻了社会负担。但随着这项制度的取消,我国普惠性幼儿园短缺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秦涛指出。

                                                                                                                                                                            “与此同时,家长对孩子教学的重视程度在持续提升,教学竞争的起跑线在提前,越来越多的家长想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加优质的学前教育,但是由于私立幼儿园与公立幼儿园之间有较大差别,使得家长们还是更偏爱公立幼儿园。”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教育长吴锦良说。

                                                                                                                                                                            多位家长向记者反映,北京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在收费方面差距很大,公办幼儿园的收费普遍较低,与城市消费水平、收入水平无明显关联。在实际收费过程中,叠加餐费、学习用品费、保管费等费用,公办幼儿园的总体收费一般在每月600至1200元,仅为同档次民办幼儿园的四分之一。

                                                                                                                                                                            “由于民办幼儿园收费高,再加上我国二孩政策的放开,不少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对于这样一笔费用更是难以承受,有的甚至拖累年迈的祖父母,出现拿老人的钱养孩子的现象,有的直接让退休的老人专门负责接送孩子。”王家娟说,如何解决孩子上幼儿园难的问题,不仅是每一个家庭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应当重视的民生问题。

                                                                                                                                                                            支持企办园呼声高

                                                                                                                                                                            身为教育工作者,王家娟也同样被“入园难”困扰着,她的孙子快两岁了,家里人说要提前争取一个公立幼儿园的名额,就怕晚了报不上名。

                                                                                                                                                                            “如果由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王家娟谈起二三十年前,她儿子上的幼儿园就是单位自办的。那时候,王家娟上班的时候就将儿子带上送到单位附属幼儿园,下班的时候,一并将儿子带回家。

                                                                                                                                                                            “中午还可以去瞅瞅,及时了解孩子在幼儿园的动态,对孩子的成长教育都有好处。”王家娟说,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安心工作,不用担心孩子的状况。

                                                                                                                                                                            对于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各地也有很高的呼声。

                                                                                                                                                                            今年深圳市人大会议期间,“如何调动资源推动学前教育发展”引起了60余名市人大代表的高度关注。深圳市人大代表刘也认为,企事业单位创办幼儿园或幼儿教育中心是削减入园压力、节省成本、稳定企事业单位长效发展的创举,支持优质公办园与企事业单位合作办学,将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规模化发展。

                                                                                                                                                                            深圳市教育局近日表示,将启动对《深圳市民办学前教育机构设置标准》的修订,探索举办规模较小、服务形式灵活多样的学前教育机构,鼓励包括企事业单位、慈善机构、社区组织和公民个人多途径、多形式参与办学。

                                                                                                                                                                            安徽省近日公布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7-2020年),明确支持事业单位和集体办园,扩大特殊学前教育资源,优先利用中小学闲置校舍进行改建或增设附属幼儿园。

                                                                                                                                                                            2016年9月到11月,上海市总工会与上海社科院的一份调查显示,70%的职工因为保姆费居高不下等原因选择将孩子交给自己的父母照料。其中,绝大多数职工赞成企事业单位参与办托儿所,近九成网友支持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托儿所。

                                                                                                                                                                            “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有很明显的优势,本身这些同一个单位的家长之间彼此认识,下一代们在一起也就减少了冲突,降低了由于不同文化阶层带来的隔阂,给孩子的成长营造了更融洽的氛围,也便于幼儿园管理。”秦涛说。

                                                                                                                                                                            “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有利于女性工作者的解放,有利于改变广泛存在的女性就业歧视。”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管华解释说,不少女性在工作和带孩子上难以两全,造成工作单位不愿意雇用这种“有负担”的女性,如果带孩子与上班能够同步进行,那么由此带来的歧视可能会大大减少。

                                                                                                                                                                            秦涛补充说,这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吸引更多高质量人才加入,而不必担心家庭和工作不能兼顾的问题,企业给员工创造良好的环境,员工必定会在工作中给予更多的回报,从而产生双赢的效果。

                                                                                                                                                                            企办园并非走过去老路

                                                                                                                                                                            对于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目前仍有不少争议,其焦点是,重提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是否在走几十年前的老路。

                                                                                                                                                                            西安文理学院教授魏奇告诉记者,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办幼儿园并不陌生,是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办社会”,如果现在再回到这种模式,无疑是一种倒退,容易混淆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责任,将本该社会承担的责任推给了企业,使得企业不堪重负,不符合现代企业的理念。同时,优先保障本单位员工子女入园需求,容易制造学前教育不公平现象,把幼儿园变为了企事业单位对员工的福利,产生“画小圈子”的问题。

                                                                                                                                                                            还有专家指出,各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往往幼儿园的负责人、师资力量,都由企事业单位配备,幼儿园成为企事业单位的附庸,导致学前教育管理混乱,在多头管理之下,地方教育部门难以对幼儿园进行有效监管。

                                                                                                                                                                            对于这样的观点,秦涛并不认同,他说,我国现阶段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已不是计划经济时代了,以前企业结构只有国企,而现在私企和国企外资企业等同时存在,对于幼儿园的经营状况,也不再是一味地成为拖累企业财税的负担,而是能够自负盈亏的、具有市场特点的一种办园规划。

                                                                                                                                                                            王家娟对秦涛的观点表示赞同,她说,我国确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受限于当时的发展需要,而取消了“企办园”的制度,但是,这并不代表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就不适合我国现在的状况,时代有所变化,我们的选择也要适时改变,我们要更清晰地选择适合这个时代的制度,而不是一味地摒弃。

                                                                                                                                                                            “我们应当认识到,当年的企办园为我国双职工家庭解决孩子学前教育问题有着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养大了那个时期的好几代孩子。”王家娟认为,现在面对入园难、入园贵的状况,重拾“企办园”将是一个有效的解决之道。

                                                                                                                                                                            王家娟认为,目前各级政府对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普遍持支持态度,而且也不是强制要求每个企事业单位都要办幼儿园。有能力的企事业单位可以主动申请,作为试点,这样就减少了强制摊派任务产生的问题,也给予有担当社会责任的企事业单位一个机会,对其宣传也具有积极作用,可以彰显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对于自己的员工也更具有凝聚力。

                                                                                                                                                                            记者了解到,一些有实力的企事业单位在自办幼儿园、托儿所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

                                                                                                                                                                            今年3月,京东总部的托幼中心正式开张,员工子女不仅可以免费入学,还可以免费享用为宝宝们提供的母婴产品。京东总部的托幼中心是面向员工的临时早教机构,接收4个月到3岁的孩子,由第三方机构提供服务。

                                                                                                                                                                            但是有专家指出,企事业单位自办托幼机构仍面临不少困难,硬件设施、师资、消防、食品卫生等问题,都需要企事业单位一一解决。

                                                                                                                                                                            “以前企业想努力甩掉被它们看成是负担的幼儿园,现在又重新让它们开始办幼儿园,如何解决这些困难,是摆在眼前的实际问题。”秦涛说。

                                                                                                                                                                            对于这个问题,早在2011年,中央财政设立“扶持城市学前教育发展奖补资金”,针对城市学前教育发展的难点和薄弱环节,着力解决城市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其中规定,扶持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和集体办幼儿园,中央财政依据各省制定的政策措施和扶持资金数给予奖补。

                                                                                                                                                                            魏奇进一步建议,政府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可以实行公用经费补助政策,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减轻办园负担,进一步提高办园质量。同时,还可以采用发放“教育券”的形式,让所有的公民为孩子自由选择不同层次、性质的幼儿园,以“教育券”抵扣入园费,超出部分由其自身承担。

                                                                                                                                                                            王家娟认为,还可以探索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灵活办学体制,鼓励企事业单位、慈善机构、社区组织和公民个人多途径、多形式参与兴办学前教育机构,满足市民对学前教育优质、多样化的需求。

                                                                                                                                                                            对此,秦涛十分赞同,他指出,为了避免将社会责任抛给企事业单位,国家也应该号召相关部门、社会组织以及公众力量积极参与支持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对于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应当兼顾社会公平原则,不只是对本单位内部员工开放,还应该对附近居民开放,采取就近入园等原则,保留一部分社会名额。

                                                                                                                                                                            “幼儿园的建园标准是很高的,对于园舍场地、设施设备、食品卫生、设施安全、人员配备等都要达到相关标准。”王家娟建议,教育主管部门要严格办园审批,对于有能力的企事业单位先行开放一批,并制定督办内容,严格按照《幼儿园管理规程》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并采取日常巡查、专项督查、全面检查等方式予以监督。

                                                                                                                                                                            尽早启动学前教育立法

                                                                                                                                                                            王家娟认为,我国应当将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纳入学前教育立法中,既彰显国家的重视程度,又能对企业办园起到一定的指导规范作用。

                                                                                                                                                                            管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由于目前我国尚没有全国层面的学前教育专门法,学前教育尚未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对于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其性质归属不清,相关部门过于强调学前教育的非义务性,将学前教育工作的主要责任推向社会和市场,导致政府投入严重不足,靠自收自支维持生存,质量缺乏保障。

                                                                                                                                                                            管华认为,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在整个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中的比例偏低,经费无法保障,其办学质量和效果可想而知,而且就算政府进行补贴,也仅仅补贴公办幼儿园,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想要得到发展并不容易,这也并不利于建设发展普惠性幼儿园。

                                                                                                                                                                            “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如果长期不解决,势必影响社会公平。”管华强调。

                                                                                                                                                                            曾在2000年被评为“国家级骨干教师”的王家娟,一生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对于教育问题她有很多话要说,她认为,3岁到5岁的孩子正处于大脑智力发育的重要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需要正确地引导和示范,对于这些孩子的成长教育应该最用心,所谓“3岁看到大,5岁看到老”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如果在这个年龄段养成良好的行为意识和性格脾气,对他们的一生都有好处。

                                                                                                                                                                            在王家娟看来,学前教育是教育的起点和基础,是“深入骨髓的教育”,而在我国教育体系链中,学前教育却是最薄弱的。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表达不清楚自己的需求,家长和老师也就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在这个最应该得到良好教育的时间段,却被人为地忽略了。”王家娟说,我国大学比起学前教育资源要丰富得多,但其实越小的孩子越应该受到好的照顾。

                                                                                                                                                                            早在2013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初任全国人大代表的王家娟就曾领衔提出了关于尽快制定学前教育法的议案,呼吁政府加大投入,增加公办幼儿园数量。

                                                                                                                                                                            “关于学前教育的立法,我国相关部门从2004年就开始调研,虽然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学前教育的发展,但那毕竟不是法律,不能依法有效地规范学前教育的有序开展。”王家娟说,应尽早对学前教育进行立法,这其中对于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就可以进行更加规范的管理,也有利于普惠性幼儿园的发展,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